【编辑推荐】 *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作者勒内•基拉尔又一力作。 * 神圣的祭祀为何总与暴力相关？祈愿和平的仪式里为何总有活人祭祀的残忍行为？ * 痛打“替罪羊”何以维护初民社会的内部稳定？ * 综合人类学、考古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哲学的跨学科作品，用“攀比模仿”论超越“俄狄浦斯情节”，建构另一种人类隐秘欲望的模型假说。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基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凯卢瓦等人有关人类早期祭祀活动的调查，本书对广泛存在于初民社会中的“活人祭神”行为的逻辑和功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作者认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杀死“替罪羊”可以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此，暴力的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而源自族群化解内部矛盾的需求。祭祀行为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思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与阐释早期中国或可提供别样的启示。 作者勒内•基拉尔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被誉为“人类认知领域的新达尔文”。我社还曾出版过他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基拉尔的学说以“攀比摹仿”论超越弗洛依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认为欲望是人类的本性，因此羡慕嫉妒是人类的必然情感，冲突在所难免。而“替罪羊”的作用就在于将冲突从内部转移至外部，使其化解，因此其存在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基拉尔几部作品中的观点一以贯之，逻辑严密，自成一家，是法国思想性写作的典范。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书阐述了场所与空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经验的观点。作者认为，一个地方依赖于空间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的移动，而空间依赖于地方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动。因此，他们是相互依赖的。然后作者加入了时间，描述了地方、空间和时间这三者是如何的相互作用的。书中阐明了无论我们源自哪里,我们的所处的文化是如何的深入地影响着我们对于地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 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这部里程碑式著作，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该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同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 比肩《忧郁的热带》，击败时间的民族志书写 ★ 作者师从法国国宝级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美国当代小说大师保罗·奥斯特翻译本书英文版并作序推荐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 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 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种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 保罗·奥斯特 -------------------------------------- 与南美丛林中最后的食人部落一同生活，见证出生、成年、婚配、死亡、节日、祭祀…… 浸入瓜亚基人的生活与头脑，真挚发问： 人类能不能放弃追求一切，告别惶惶不可终日， 拒绝屈服权力，也拒绝过度生产，更从容、自由、坚定地生活，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 -------------------------------------- 瓜亚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打猎、采集为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与社会制度。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与他们一同生活，对他们在生育、死亡、饮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认同、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 在书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亚基人的残忍、习俗之状况，以及他们缓慢的衰亡。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志书写，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于瓜亚基人一同经历了生育、成年、死亡与逃亡；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志，摈弃了一切道德偏见：面对瓜亚基人的吃人风俗，卡拉斯特并没有止步于猎奇与惊叹，而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理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面对这部作品，感叹道：“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本书是早期民俗学家范热内普的代表作，他在本书中所概述的过渡礼仪是涉及一种地位变化的社会机制，作者通过对此类礼仪三阶级之象征意义的分析，已使这一礼仪模式成为研究仪式行为的一个经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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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近代语言史著作，总体论述了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特点，指出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时间、典型的事例。介绍了从17世纪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工作，到20世纪初中国人汉译日书的历史经过。以《时务报》《日本国志》《辞源》《官话》等文本为例，讨论中日之间语词环流的情况。并专门考察了“热带”“陪审”“化学”三个名词在近代汉语里出现和普及的过程。

本书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墨西哥谷地的阿兹泰克及周边人群、玛雅、印加和约 鲁巴等七个记载最丰富的早期文明，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文明的社会政治组织、经济制度、宗教和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发人深省的卓见。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对不同文明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给予了等同关注。本书尤其注重阐释早期文明中人类行为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书中诸多发现不仅质疑了对早期文明的当前理解，也对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基石提出了挑战。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在过去，每个人都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水源和栖息地；而如今，所有人都必须细心经营地球家园，使之更宜安居。当今的地理学著作缺乏戏剧性，地图、数据、描述和分析比 比皆是，却没有豪侠之举，没有孜孜以求的精神。然而，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忍耐力……作者指出，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全书以灵动的笔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人性与大地的互动，发掘地理学的诗性潜力。 过分注重细节的地理学需要与浪漫且先验性的洞察力为伴——无论是像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灿烂余晖之中的、渗入万物魂灵的虚无缥缈”，还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宇宙的音乐”。 ——段义孚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弗·克 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请他做向导。流浪猎人乌扎拉譬觉灵敏 对山林无比熟悉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他凭借高超的生存本领，数度帮助阿尔谢尼耶夫和他的队伍渡过难关，多次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等人性命。两个男人在森林探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把德尔苏带到生活无虞的城市居住。可老猎人处处与现代化的社会发生冲突。最后，属于大自然的德尔苏·乌扎拉返回莽林中，不幸死于盗贼之手。 本书是对一个善良朴实平凡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一曲普通人的生命的挽歌。 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全书分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原名《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 《德尔苏·乌扎拉》引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中国民间信仰领域的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从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理论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具备了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集十几位对这一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共同深入探讨有关民间信仰的话题，希望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本书就是这一过程的记录。

本书以滨海城市泉州为对象，考察了其从公元三世纪北方汉人南下入闽的初期阶段，到1949年之间一部漫长的区域史和城市发展史，实为一部内容丰瞻的“泉州传”。作者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综合了地方文史研究、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及克拉克的区域网络史分析，对泉州城的兴起、成熟、兴盛和衰落，做了线索性的宏观铺陈，并重点分析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的迅速发展和商贸繁盛，以及明清以来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 作者通过自下而上地叙述一个地方的历史转型，一方面揭示域外与本土交错关系下泉州的“古今之变”，说明其演变过程是在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的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对主流的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叙事和世界史叙事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为反思支配历史叙述的观念形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本书初版于1999年，原名《逝去的繁荣》。此次再版，作者加写了近两万字的“再版自序”，并更改书名为《刺桐城》。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本书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 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本书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

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一一召唤而出，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猫大屠杀那幺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猫大屠杀》揭露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治疗文化震荡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难忘的一帖药剂。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述，在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的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景観人類学の新たな地平を拓く。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で自然・社会・文化が激しく変動しつつある現在、身体‐環境関係の再考から既存のパラダイムを転換しようとする景観人類学が注目されつつある。本書は、海外の研究動向を踏まえ、この分野の新たな可能性を探る試みで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