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 *
〔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封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业面貌。

作者為海內外著名人文學者，對中外文化有深刻了解。並對中國當代歷史、政治現實、文化問題的剖析，具真知灼見。文學典雅厚重，觀點引人省思。
本書收集作者近年散文作品，分為「故國篇」、「懷舊篇」、「坐隱篇」和「母校篇」。談個人情懷、家國文化、師友憶往等。
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生於中國天津。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一九五零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成為第一屆畢業生。一九五五年，被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一九九一至九二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余先生曾經喻稱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評論政治，而不會參政。自一九八零年代起，余先生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擲地有聲。二零零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余先生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而為表揚余先生為史學作出之貢獻，新亞書院聯同崇基書院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