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对塔尔蒙的这部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就译者视野所及，许多言及这部著作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没有细读过它，所以，把它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还是一件必要的有益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可以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塔尔蒙的这部著作是他著述中最出名的一部，如他在前言所述，把此书作为第一卷，以后又写了它的续集——第二、第三卷。在第二卷，他围绕1848年革命，通过社会经济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对比，追述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救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的冲突，对那个时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所涉及；第三卷中，他的视线转移到了20世纪的现代，准备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纳粹会登上政治舞台？为何20世纪会挣扎在残害、强权、仇恨的毒海中?他的答案：除了国家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的后叶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抵抗的精神力量的强大而又迅速。不知道是否有同好对把第二、第三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感兴趣?另外，塔尔蒙的这部著作中，导师拉斯基对他的影响，也随处可以读到，希望国内有研究条件的学人也能对拉斯基学说多做介绍。
因为失业日久，可以说是在贫病交迫、心力俱瘁的状态和孤寂的心境中，勉力最后完成这译稿的。其间，还曾在连续40度的盛夏，因为没有空调，电脑的故障，已经译成汉语的12万个字码的消失殆尽，几乎失去重头开始、继续伏案下去的勇气。最后校正的阶段，正值萧疏的深秋，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到来，心底里难免对未来的人生更添几分惆怅。

《革命节日》是奥祖夫的代表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卢梭首先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并努力把这一传统传递给近代社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坚持世俗理性的启蒙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分歧。卢梭是一个颠覆性的二传手。他传出的是一个爆炸性的烈球。他的颠覆对象并不是彼岸天国，那一天国已随上帝远去。他要颠覆的对象，是此岸文明结构——从世俗生活一直到政治王国。他的理论包装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里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理论是一种早产的解构主义，社会政治上的解构主义。因此，它一旦落地引爆，就不仅仅是一场英美式的政治革命。它要把政治革命延伸为社会革命，把社会革命延伸为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申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再生性革命。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那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也是一场国际战争，更兼一场宗教战争。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本书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支撑，以对社会阶层的组成和行为的分析为基本结构，令人信服地指出：法国大革命可以被重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革命，它们以各自的原因引发了革命行动，但又彼此重叠并汇流到一起，共同构建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者在书中对法国旧制度灭亡的病因诊断业已成为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诠释。他对法国大革命缘起的叙述全面细致，逻辑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各个阶层也有深刻剖析，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