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出版于1790年。全书除了序言和一个完整系统的导言外，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前者又分为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和“辩证论”（其最后一小节题为“附录：鉴赏的方法论”），后者则分为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和“辩证论”及一个计有13节的“附录：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加上“对于目的论的总注释”。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对“关心自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福柯来说，“关心自己”不仅仅是著名的德尔斐神渝“认识你自己”，而且还包括各种哲学实践。它旨在表明伦理主体是根据什么手段，步骤和历史目的在与自身的既定关系中自我塑造的。这个研究超过了严格的哲学史范围。福柯在描述古代主体化方式的同时，力图揭示现代主体化方式的暂时性。因为解读占代人，可以让我们探询我们这些现代主体的身份。

《逻辑哲学论》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重要著作。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中否定因果律，断言逻辑和数学的命题都是重言性质的，所有哲学史上争论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只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即日常语言的明确化。这种思想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本书围绕着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评说而展开的，并且由此散发到全部近现代西方道德哲学。本书分析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并对道德理论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问题加以简单的讨论，分析了当代普世伦理学，提出了把道德伦理范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永恒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本书源出于海德格尔1935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型之作。作者在本书中试图跳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开端的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对其渊源根基进行哲思与发问。具体来说，作者把“存在的问题”当作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来进行追问，认为形而上学应该追问的是“在”，而不是“在者”。为此，他追溯了“在”的语法和语源，然后对“在”的本质，以及“在”的各种限制进行了讨论。

“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主要哲学著作。这部书从1671年写起，直到1687年才完成，在1690年出版。“人类理解论”这一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承前启后的作用，洛克作为唯物主义路线上的一个哲学家是西方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洛克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本书一开头他首先批判了笛卡尔主张知识起源上的所谓“天赋观念”以及莱布尼兹的所谓“天赋实践原则”这样一个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从而提出了他的那个有名的白板论，即认识的唯一来源是经验这样一个有巨大意义的唯物主义论点。不过，洛克在经验论上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正如他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是妥协的一样。所以他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唯物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被唯心主义者(特别是贝克莱和休谟)有隙可乘地加以利用和歪曲。
本书的汉文译本早由本馆出版过，现在经原译者对照原文重加修改、校订，交由本馆出版。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出版于1788年。全书除序言和导言外，分为纯粹实践理性的“要不论”和“方法论”两部分，外加一个“结论”。“要素论”里面又分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和“辨证论”。这一套结构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大体结构完全相同，但在划分的细节上却有很大的差辊，甚至完全相反。这是由于两个批判的任务、对象和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所决定的。

有两种基本的框架可供选择，一是以哲学家为线索，一是以问题为线索。两种框架各有利弊，《语言哲学》做了混合式的安排：前面的四章谈论语言哲学的背景、简要介绍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论题，中间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共九章依次阐论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此后，第十四章先扼要介绍以往哲学家对专名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指称／意义这一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第十五章先扼要介绍语言哲学发展后期几位哲学家对隐喻的看法，进而探讨字面／隐含这个基本问题。第十六章从整体上探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概述了陈嘉映老师对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

由于某些原因，科耶夫开始厌恶他大半辈子投身于其中的现代性事业。他开始认为，理性在全世界毫无羞耻的胜利已经造成了它在全球的暴政；现代性已经阉割了这个世界，并且夺去了它所有的魅力。结果，科耶夫回应了时髦的文化悲观主义，它已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标志。
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如此知名，却鲜被理解。同时透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双重视角来阅读黑格尔，科耶夫创造出了一套狂野的理论，如果说不是一种催眠般的混合物的话。在这本书中，德鲁里展示了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的本质，以及它同时对法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知识分子所有的那种非凡影响。
根据德鲁里的说法，科耶夫认为历史是一场悲剧，上演着冷酷、无情、工具性的和没有感情的理性主义如何征服这个世界的故事。德鲁里认为，科耶夫将现代性观念视为乏味理性的决定性胜利, 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想的基石。
从科耶夫提供的这种世界图像中诞生了一种隐晦的浪漫主义，它表现为一种深刻的怀旧。早已被理性摒弃的东西诸如荒诞、疯狂、混乱、冲动、本能、激情和膂力，被重新拾起。在德鲁里看来，这些理念浪漫化了无故暴力和反理性主义，而正是它们塑造了后现代世界。

4“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发表于1873年（《施特劳斯――表白者和作家》）、1874年（《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1876年（《瓦格纳在拜雷特》）。所有这几篇都篇幅接近相等，且都以数字标出章节划分（8－12），它们在口吻和结构以及在论证过程上都更与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相应。
4篇在内容上的划分表面上看起来是简单的和易解的：两篇探讨消极的、亦即极令人忧虑的现象：“知识庸人”施特劳斯（Strauβ）和历史学；其余两篇是神圣的救世主形象叔本华（Schopenhauer）和瓦格纳（Wagner）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