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