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 最后的希望之岛
当李德·哈特的二战史的配菜读的,因为太可口先吞完了。
容刀 - Posts
读过 The Irrational Decision: How We Gave Computers the Power to Choose for Us
作者是优化方法领域的研究者,这个题目的确很难讲得真正“通俗”,但这本书尽力了,科学史材料的处理很有水平。”数学理性“建立在清晰的问题、透明的规则和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最近AI领域的进展已经说明,这一类问题,是可以用自动化的蛮力计算解决的。早在1950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构想出了这样的项目,他们提出的原则,设计的工具,是我们这个AI时代的基础。当然,经过了70年,在有了足够精巧的算法和强大的硬件时,所谓“蛮力”才真正可能。在“人类推理“优胜的任务,和可自动化的”数学理性“任务之间,有一道不断移动的界限: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清晰定义的,什么样的任务效果是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什么样的简化假设是合理的,这取决于我们手头有什么样的工具,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准备作出什么样的取舍。这道界限终于会被推过我们的头顶,让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计算来求解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或者AI们)可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现象建立好的模型,让随机性也可以被清晰地描述?不管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作者们设想过什么,它都还没有实现。而在可能与不可能的交界处,如何定义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关于计算,但其实有很大成分与纯粹的“计算”无关。当一个问题被定义为可计算的,它一定就会被算出来;但到底要算些什么,是一个常常被遮蔽的、最重要的问题。
读过 Country of Lords
历史梳理有用但分析还是“未达一间”。它似乎需要一部对观的、平等观念的历史。实际上,我觉得无论是“本于自然”的不平等辩护,还是“不证自明”的平等辩护,在它最抽象、最简单的形式上,都是很容易打的靶子,但这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有意思的大概是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秉持不同观念的人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盛放这些愿望的观念容器的形状和历史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有在推到了“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上时,才真正显示出它的作用来。
读过 Muskism
比较短小,其实没有完成书名的承诺:Muskism现在还不配和Fordism相提并论,除非结尾那反乌托邦小说一般的描述成真。即便如此,这种前景得以成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和蒂尔一样,从来不崇尚“自由放任”、“完全竞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他们都意识到真正成功的资本主义是垄断性的,和国家权力共生的。这也让人想到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好像也是作者在上播客的时候提到的,我这狗脑子不记得了),就是马斯克的财富其实大部分来自市场和大众对他的信心,他是一个人形利维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他财富的根基也不像福特那样牢固,“注意力的炼金术”能否跟创造大众消费市场等量齐观,中间可能差着一场金融危机的检验吧。
读过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翻译十分优秀。线索清晰,人物也说不上繁多,很好读。作者的观点是英国的中东政策在战争期间发生了转变,从维持奥斯曼帝国疆域作为俄国蕃屏,变成了直接占领势力范围,而这种“鹰派”的转变与帝国能力的衰弱并行,导致它妄图统治又无力统治,遂开启乱局,以迄于今。而这其中,加里波利战役的“偶然”后果,又推动了帝国(以劳合·乔治为代言人)的不甘。20世纪初也的确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旧的办法已经失效,新的办法尚不能确立,任何人,不管是旧的帝国主义者,还是宣称了新理想的布尔什维克和威尔逊,都无法完成自己的承诺,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这也是现代化的扩散造成的结果:力量对比平均化了。看凯末尔如何数度击败英军,便可窥一斑。
读过 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经济史系列)
书是好书,翻译错误实在不老少,书名省略了原文的“现代”,跟另一套《剑桥欧洲经济史》就很容易弄混。看经济史就知道,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循环在1870-1914年间就发生过,虽然全球化的程度不能和1990-2010相比,如今的去全球化会到什么程度,也有待观察。增长、福利与人口变化的动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机制。早期现代部分的讨论也说明了,经济史的解释和其他历史解释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确定性。现在我们还是不大理解经济增长、社会变迁里的因果关系。
读过 喧哗与骚动
没有那么难读,而且,其实是十分狗血,或者像纳博科夫所说的,十分melodramatic的故事。第一章班吉的视角繁复跳跃,读完了细想,这种写法其实也不无造作:一个不曾运用语言的心智真的可以这样模拟?一百年后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通俗比喻:福克纳大语言模型!托妮·莫里森说福克纳是“暧昧”(ambivalent)的,诚然如此。很能理解莫里森为何必须和他保持距离,却也要承认他对自己的意义。甚至纳博科夫也是一样。搜到一篇文章,认为《洛丽塔》其实受到了福克纳作品的暗中影响,虽然纳氏一直十分贬低福克纳。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真的。纳博科夫一定觉得福克纳土极了,但《洛丽塔》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正如福克纳的作品一样,这是一种厌恶轻视也无法斩断的血缘。
读过 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
书是06年出版的,作者思考成形的时间大概是1990-2000年代。那个时候,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弹还未成气候。桑内特敏锐地察觉了新自由主义和他所属的60年代新左派的传承关系,也预测了一个到今天已经格外明显的悖论: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中扁平的层级结构,反而造成权力集中于个人,而这又与“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对“天赋”的格外痴迷相辅相成。目睹冷战福利国家“铁笼”的解体,桑内特显然心情复杂,本书中提出的方案也都不给人太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