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道经精华，ISBN：9787538708493，作者：张清华主编；（春秋）李耳（战国）庄周（战国）列御寇（西周）鬻熊（春秋）关尹撰；张焕斌方亚平乐耕张红雨译注

张承志的文学格局主要有三大块构成：其一是内蒙大草原题材和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题材；其二是以古安达卢斯地域为中心的文化游记；其三就是对中国东部近邻日本的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张承志开始游学日本，后又多次前往日本居留，这些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认知。
本卷收录的《敬重与惜别》就是张承志数次游学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深层精神进行多层次观察和研究的结晶。
在这部非常重要的散文集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化与求证相佐证出发，运用富于张力的文学语言，深刻而精准地剖析了日本历史中的亚细亚主义的渊源和异化，解剖了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诞生和潜伏的危险，描述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向的变异；同时，也从历史背景、文化影响和道义精神的角度，对日本六七十年代影响巨大的左翼运动和“阿拉伯赤军”，提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见解。

《艺术与错觉》的主题旨在回答艺术为什么会有一部历史。贡布里希教授从一个我们日常惯 见熟闻，可不是出于无知便是由于自命不凡而不悄一顾的问题――艺术家们在描绘现实时为 人什么会用如此众多的风格――开始，重新检验了许多在我们看来已经理所当然的观念，改 变了我们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作者在论证中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现代科学 的许多分支，使其论题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基础，而且还获得了某种科学的精确性。这部著 作出版于1960年，至今仍在艺术界、美术界、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它已成了20世纪西方 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

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氏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这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胡适口述自传》：“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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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内容简介：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其遗产尚在，各国仍在继续承受冷战遗留下来的众多后果，一些大国政治家们甚至不叫以冷战思维分析处理问题。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防止大国之间再度陷入相互敌对和威胁的局面，如何维护和平，安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目前中同和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总结冷战时期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入国作用提供借鉴，已成为当前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更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此而言，由徐天新、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前期的大国夫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一书，可以说是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这部书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探讨大国在某个时段或某个事件巾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和影响，着重剖析业洲大冈同美苏关系的变化;对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做了具体、透彻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人国关系的内容。
全书探讨了“战”和“冷”之间的关系，进而将这一时期大国关系归纳为四个特点;1“战”与“冷”这一相互矛盾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又彼此制约。2“战”是基本的，但“冷”也是不叮或缺的，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3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实力题不对称的，这极大地影响了大国关系的走向。4美苏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决定着冷战的走向，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但其他大国特別是中国也反过来影响美苏关系，甚至起到关键性影响。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学评论》在主编、政治史学家沃特马·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卓越的领导下，成为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本书收录了1939年到1962年之间，那一批杰出的，使这本刊物成为不朽的美国和欧洲移民知识分子的经典文章。对于当时的学术精英们来说，德国和俄国新型独裁政体的出现以及对其他政体的威胁更具有毁灭性，欧洲的战争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哲学前景与人性困境。他们的观点以及这本刊物本身所体现的“知识分子良心的模式”，在今天仍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从雅克·马里坦和伊夫·西蒙，到汉娜·阿伦特和列奥·施特劳斯，这本杂志不断吸引最优秀的作者思考20世纪最深刻的政治学问题。本书涉及的主题从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到教育的价值和个体的尊严。作者们的正直和智慧充分说明为什么这本杂志直到现在仍然是严肃的政治哲学研究者们关注的首要期刊。”
——Steven B. Smith，耶鲁大学政治科学Alfred Cowles讲座教授
人类存在的性质该如何理解？
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能够了解多少？
在一个遍布和我们一样的人类的世界里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詹姆斯·麦克亚当斯

本书收录弗洛伊德与莎乐美在1912年—1936年之间往来的200多封书信及明信片。每封信都表现出作者之间这种真诚的信任和理解；所涉猎的话题及人物之广泛，是以往任何书信都难以比拟的。无论是私人话题，还是说艺论道；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感慨，抑或是对学术的阐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种挚友般的至诚真情。在这本通信集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莎乐美的思想渊源，把握她的思想脉络，认识一个作为学者的她，而且我们还可以生动地认识一个作为人、特别是作为女人的她。同时也能感受到弗洛伊德与莎乐美之间深深的师生情，以及他们对待学术不断追求与严谨的态度。

本书作者罗桑瓦龙从历史沿革角度来探讨法国普选史当中一些重要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但他并没有满足于一般的思想史的表述方式，而是娴熟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概念来进行剖析。作者在论及精神病患者的选举权等问题时，甚至还显示了其在医学、法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要而言之，此书不仅将使中国读者对国外学者在政治史研究方面的最新取向和研究方法等有直观的认识，而且还将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利的启迪。

从社会理论入手理解现代性，不能回避现代性面临的根本问题，即自由的问题，而要思考自由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自由与自然的对立。不过，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从观念史的谱系来看，无论就内涵已经萎缩的所谓“精神科学”而言，还是就英法立足于“精神重建”的所谓“道德科学”而言，已经处于自由的内在化背景之下，似乎无力重新恢复这一概念在最初面对自然概念时所具有的根本困境和丰富意涵。现代社会理论在运用“社会”观念消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自由的对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最远的“自然”的社会理论，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才是某种最极端的现代性理论。不过，恰恰由于远离了“自然”概念，社会理论在试图救治现代性的危机的同时，丧失了理解现代性的“危机”背后最基本的张力的能力。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我们会发现米德的这本小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借助对“现在”问题的讨论，米德给社会理论重新理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他的尝试，特别是对自然的社会化的理解，对社会性的两种意涵的深入剖析，都在重新理解现代科学的“现代”意涵的同时，也试图从现代社会理论经常忽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与自由相对的自然的一些重要面向。

对于当代的政治哲学反思来说，施特劳斯的思想已经成为绕不过的参考点。在这部独具视角的思想传记中，唐格维特别关注了施特劳斯鲜为人知的思想形成时期（1920—1938），哲学家施特劳斯正是在此期间阐发了他命名为“神学—政治问题”的研究论题。唐格维阐明了此论题同他思想中其他主要元素之间的关联，诸如古今之争、回归古典自然权利、隐秘写作的技艺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此，作者切近了施特劳斯作品的核心：上帝和政治学。唐格维将施特劳斯从争议中解救了出来，同时也让施特劳斯从对他本人观念的种种糟糕的范式化定义中脱身而出，从而为这位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做出了一份重要的、合乎时宜的评价。
书前附有徐贲先生撰写的长篇导读。

阿兰•巴丢将西方思想史上几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称作“反哲学家”，他们是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恺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拉康，由此构成了巴丢的反哲学家系列。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的姊妹篇，是对圣保罗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巴丢从哲学而非宗教的角度，严格立足于保罗的文本，深入探析了保罗对于达成人类间的普遍关联的重要思想贡献；从对保罗生平与学说的独特阐释中，为我们挖掘了一个作为诗人思想家、斗士和反哲学家的圣保罗的新形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基督教研究来看，本书都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的开创性哲学著作。
本书最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起阅读，因为它们同属于阿兰•巴丢“反哲学家”这一理念的开拓性成果，很多概念可以相互参照。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本书写得更富激情和现实意义。巴丢丝毫不掩饰对圣保罗的赞誉与崇敬，并用文本的力量向我们佐证了这份崇仰的坚实基础。经过巴丢的解读，保罗书信的多层意义得以彰显。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加深甚或改变对圣保罗、《圣经》文本、哲学乃至信仰的认识。

《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第一部分致力于对民主雅典时代重要智术师高尔吉亚的形象进行历史重构，解释其残篇和思想；第二部分则着力展现高尔吉亚的学说如何在今天经由“新智术师派”之手而得到很好的利用。作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智术师与当今后现代派的思想关联，直观明朗地展现智术师修辞在 当代的全面复活，由此提醒我们恰切认识当下思想文化的处境及其古老渊源。
“在对话中”，柏拉图对待高尔吉亚“充满敬意，而非倨傲无礼”，他认为“如果柏拉图的对话逸失了，而高尔吉亚的著作能够完整流传给我们的话，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高尔吉亚的声望会有今日之高”。巴里利（Renato Barilli）说，在《高尔吉亚》中，高尔吉亚这位来自莱昂蒂尼的智术师受到了尊敬和公正的对待， “柏拉图巧妙地阐释了《高尔吉亚》一书中智术师们的观点……”（30）勒夫（Michael C.Leff）认为，《高尔吉亚》“敏锐地找到了智术师修辞的本质特征，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些特征对柏拉图笔下的哲学事业所造成的威胁。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重构古代智术师思想最好的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Modern，36）。克拉克（Donald Clark）也认为， “在将修辞研究的这种褊狭性和局限性归咎于高尔吉亚这一点上，柏拉图倒并非有欠公允”。伯内特（John Burnet）也坚持认为， “引入虚构人物不是柏拉图的行事风格”。最后，菲尔德（G.C.Filed）的意见也许最为幼稚轻率。他说，“因为这场对话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高尔吉亚》中的观点代表了人们各自的真实观点。”不幸的是，对柏拉图关于高尔吉亚学说所持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关于其逻各斯技艺所持有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今天的人对高尔吉亚及其修辞技艺的看法苍白而贫乏。

沃格林在这些哲学家中鹤立鸡群，是因为他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他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使得他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历史哲学家。
——尤金•韦伯
沃格林，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一。本书以其历史哲学思想为考察重点，被誉为沃格林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沃格林的哲学原则与概念，并且阐释沃格林是如何发展这些原则与概念的，它们将同时与当代的哲学话语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相参照；第二部分简要地概括沃格林在其理论原则之下研究历史的主要脉络；第三部分则聚焦在沃格林的两个最关切的主题：宗教哲学以及历史哲学。

本书是巴里科的哲学论集。所收录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作者对其批评阐释思想及文学创作理念的漫谈，早年写就的对莫扎特，罗西尼等音乐家作品的分析及阅读本雅明哲学与阿多诺美学的思想笔记。各篇交织着文学，音乐，批评阐释，哲学思辨的内容，贯穿着后现代性的思考：表达的构建性与表现性本身是基础的。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形而上学实体的最终消解。理解艺术创作的可靠目的，发现“机械复制时代”的意义；这一思想沿流在文化史，思想史中的辉煌“星座”中逐步展示出来，而本书也正是在描绘思想“星座”的这一脉络。

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研究著作，是西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第一部严肃思考萨德侯爵其人其作的专著。作者将萨德的思想行为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探讨了萨德的哲学思考与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百科全书学派的内在关联，以及萨德文学作品的特殊风格与哲学内涵。本书初版于1947年，二十年后再版时作者又写了《恶魔哲学家》一文作为补充。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本书逐渐成为研究18世纪思想史的必引文献之一，影响并启发了包括德勒兹、德里达、巴塔耶、布朗肖、拉康在内的众多法国学者关于萨德及相关论题的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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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的作品和行为显然包含着反社会的毒素，这也是其长期遭禁的原因。但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恶的因素，甚至是他们自身所包含的恶的因素。萨德在二十世纪特别是战后受到关注，因为他的唯一使命，似乎就是探索恶的领域；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不为任何社会所容。
科罗索夫斯基认为，萨德毫无疑问揭示了很多真实，他几乎是勇往直前地在邪恶的领地孤身奋战。为什么会有萨德这样的人出现？科罗索夫斯基在这样的“恶魔哲学家”身上探索到了怎样的思想秘密？答案都在这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