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教授的又一部理论方法著作。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6号图书。 ☆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根植于中国大一统的儒法合一的政治体制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实际。在本书中，黄宗智教授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机制，如所谓“皇权不下县”的“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治理体系等。作者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出发，以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为基础，反思、批判、对话各流派的理论范式，试图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进路。 ★ 回顾1960年代至今三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演变，影响最大的理论和问题意识一般都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每一代的共识如此，其主要的分歧也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多来自其切身利益或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这样的学术大多从一个主导概念出发，堆积一些经验“证据”，甚至滥用或干脆杜撰虚伪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前提概念。 ★ 我们要对西方理论有充分的认识和反思，不仅要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到期强烈依赖演绎逻辑而趋向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将真实单一化和理想化的思维习惯。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既有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 ★ 面对这样的实际，我逐步形成和采用的研究进路是从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出发，将所有理论问题化，区别其中的洞见与偏差，为的是要符合实际的概括、洞察历史真实。因此，我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设想，强调依据实际运作，而后借助与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论的对话，来建构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理论概括。

左右两大经典理论的论析和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需要从中国新型小农经济的悖论实际出发，重新建构符合实际而又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理论。其中关键在于摆脱来自两大经典理论的错误认识和预期，从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际出发，认识到并尊重小农户的主体性，将其适当置于中国新型农业理论和政策的核心。如此，既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和社区面临的危机问题，也可以更好地为小农户和消费者服务，更可以扩大内需，为中国农业和经济整体提供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本书是作者在已出三本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主要关注点：一是说明中国农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变迁，尤其是当中至为关键的“新农业”革命及其特点。二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实际来论析现有关于农业发展的主要理论，目的在于说明部分西方理论的误区和盲点，也在于介绍与它们不同的、比较符合中国经验实际的农业经济理论，并对中国“新型的小农经济”的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三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农业发展三大主要模式的利与弊，进而提出有关学术性的思考和具体建议。

中国新型的正义体系乃是一个结合三大传统的产物：一是古代的“中华法系”，尤其是其主导性道德价值和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调解机制在革命传统中的大规模推广，包括由国家法律和民间正义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宽阔半正式第三领域正义，也包括其为民服务和社会公正理念；三是从西方引进的形式主义个人权利法律。今后的发展进路不在三者中的任何单一方，而在更好、更精准地融合三者，朝向一个新型的、可能成为新的“万世之法”而推进。 中国的法律，以解决纠纷为出发点，因此在判决中会加入道德因素，多了许多人情因素。中国法律的现在和将来既不在于传统调解也不在于西方法律的任何一方，甚至既不在于实用道德主义也不在于形式主义，而在于，并且是应该在于，两者的长期并存、拉锯和相互渗透。 中国法律体制在近百年的变迁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综合中西的大框架，既可以容纳西方现代法律的优点，也可以维持中国古代传统以及现代革命传统的优点，借以建立新型的中国法律体系。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这是一本黄宗智先生谈论“方法论”的集子，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是黄宗智先生研究方法论文的总集成。 理论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逻辑的，其目标是跨时空和普适的，而实践则常是模糊的、具体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离和互动的，或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虽然如此，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抽象概念/理论和具体经验/实践明显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如何连接问题。

仅从法律文本和理论来看，当今的中国法律似乎完全拒绝、抛弃了传统法律以及革命法律，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如果通过法律的实践历史来看，中国法律则明显是个混合体，其中有旧帝国传统的延续和演变，也有新革命传统的创新和延续，更有对西方法律所作出的选择性转释和改造。本书是作者以这25年研究清代以来法律史的一些基本认识，试图指出创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法律的方向，试图初步勾勒出其可能的图景。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因为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如此。这绝对不是要单独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分析这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认识论层面上，笔者一直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先行研究，而采用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目的是试图掌握一个题目最基本的事实，然后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概念。这和当前流行的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做法正好相反。

本书作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之一，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作者通过十多年对清代大量乡村地方档案与实地调查资料的精心分析，揭示了清代官方法律文书与民间实际司法操作之间既联系又间隔的逻辑关系，阐述了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现象，丰富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对国内学术界在类似研究领域的工作颇有裨益。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收录国内外有关中国乡村研究方面的9篇论文，内容包括汉唐间中国的乡村社会组织，近代珠江三角洲、河北农村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农村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宗族组织、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以及农村自治等方面的新特点。《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的作者大都从具体个案出发做实证研究，展现了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目录 秦 晖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刘志伟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 李怀印 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成：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 刘 昶 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945 卢晖临 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 阎云翔 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 张 静 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 斐小林 集体土地所有制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的贡献：一个资源配置模型的解说 彭玉生 折晓叶 陈婴婴 中国乡村的宗族网络、工业化与制度选择 稿约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讲述在1350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是到了20世纪g0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

本书汇集了黄宗智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全书经作者亲自校阅，是比较权威的版本。 书中介绍了黄先生一贯强调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及著名的黄氏“内卷化”、“过密化”理论。在翔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上，论证了小农在人多地少的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抉择，尤其是长时期为递减报酬而做出的高密度劳动投入，亦即作者之所谓“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总产出上升）” 以及“过密型商品化”。其影响可见于近年来“内卷”和“过密”两词在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广泛应用。其后，黄在《规范认识》文中对中、西方研究作了整体性的反思，突出中国经验（从西方现存理论理解）的悖论性，引起众多的讨论。 此后黄宗智的研究主要转向法律史，再次在发掘 “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打出新颖的分析概念，区别清代法律的官方“表达”与其司法“实践”，强调两者既背离而又统一，由此形成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此后“表达、实践”两词的对立也在国内众多论著中广泛使用。黄提出了清代法律体系中的“第三领域”概念——亦即国家正规法庭与社区非正式调解相互作用的中间领域。后又进一步说明了该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方法（即对准官员的依赖以及国家惟有在涉及他们的纠纷中方始介入）。黄把清代的这个治理模式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新近的四篇法律论文中，黄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的实践历史同样不同于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他强调，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纳形式逻辑来建立理论，但也应建立既是中国的而又是现代的现代性，包括法律体系和社会科学。 面对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黄既强调其过密化的历史延续，也指出在当前的“三大历史性变迁”中，中国农业终于面临“去过密化”的历史性契机。有关的论文揭示的是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自始便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连。 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是黄教授学术生涯的一贯研究方法。本集最后一篇论文是他近年为国内研究生开办的研修班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个总结性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