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本人钟情于杜甫其人其诗，故于杜甫的相关研究用力颇深。出版于1952年的“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迄今为止仍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此书可与已故北大教授陈贻焮完成于1988年的三卷本《杜甫评传》并称东、西方杜甫研究的杰构。由于洪业平生所著他书在国内均已出版，本书的出版将填补最后一片空白，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 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宇文所安最富盛名、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其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初版于1986年。作者从汗牛充栋的古典文献中拣选了十数篇诗文，出其不意地将它们勾连在一起，通过精彩的阅读、想象、分析与考证，为我们突显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和根本性的母题：追忆。 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追忆不仅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也寄寓着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本体论”焦虑；更体现了 “向后看”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模式。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由哈佛才女田晓菲选编而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所选的17篇文章，论述范围从上古文本如《诗经》、《左传》一直到五四时期有关文学史的重写，以及传统文化与全球主义之关系等问题。这些文章不是某个“理论”或“学派”的产物，而是思想之精要、学术之心得；它们源于激情，也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各篇的研究方法，不为一门一派所囿，而是体现了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丰富的历史想象力。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少年时熟读成诵的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同样为人耳熟能详。长臂猿的形象不仅见于万口相传的李杜诗篇，更出现在诸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文献之中，显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它的情有独钟。性高洁、重人伦和善采气的长臂猿，似乎出尘脱俗，不仅贴合了士大夫们的审美趣味，甚至寄托了他们的理想。 长臂猿是否真的就是文学作品中的那种形象？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通过长时间亲身饲养长臂猿的经历，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所谓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而猴恶、猿通臂，都是古代文学中的认知误区！高氏更对三千年来中国文学、图像中的猿意象广征博采、博观约取，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和艺术学等领域，提炼出了中国士人崇猿的渊源与理念，以及长臂猿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人、猿关系的变迁。这一切，都使得高罗佩的这本“爱之作”独出机杼，并饶有趣味。 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收获别样视角下的研究范本，对动物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野生动物世界的横生妙趣，研究汉学者更会从中体会到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出的火花。这部绝不刻板、字里行间满溢感情的作品，将颠覆你对长臂猿和“汉学研究”的认知。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