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颇为独特，比起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这一群体看待佛教更具超越的眼光。此书是对宋代文士如何看待佛教的系统考论。作者从大量的文集和方志中筛选出相关的寺院碑记，将其归拢到不同的问题之下，从多个方面综合呈现这一群体的佛教观。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在唐宋之变的大背景下，宋代文人对佛教的看法出现了哪些重要变化、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书中强调，思想史研究的标签化容易给人造成宋代理学昌盛、佛教边缘化的印象，但事实上，佛教在宋代远没有被推到中国文化的边缘，而是融入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禅宗与中国文学》全书以唐宋这个禅宗和文学俱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主要的个案研究（如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带出时间脉络，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禅宗与中国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情况。作者在对禅宗文献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诗人的作品、交游、仕宦，进一步阐释了主要文学作品中的禅学意味及文学反过来影响禅宗传统及文献的地方。全书颇多创见，论证过程十分严密，思考的深度及密度都令人激赏。

《海外名家学术文库•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讲述唐宋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诗歌艺术形式与内涵的高峰。从王维到苏轼，诗歌的创作样态与佛教禅学思想高度结合，可以说是诗禅交会的黄金时代。从中国古典诗坛的成就上来看，实在应该感谢这些诗人与僧人，他们以毕生最精彩的生命风华，和佛教结下殊胜的因缘，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广大领域，他们的作品与理念犹如深山大海中的宝矿奇珍，为中国佛教留下许多不朽诗篇，为佛教文学开出烁古耀今的奇葩。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文字禅”时代。佛经律论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纂、颂古拈古的制作、诗词文赋的吟诵，一时空前繁荣。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玄言妙语、绮文丽句都成了禅的体现，中国禅宗史上出现了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宗教文化景观。 与“文字禅”的兴盛相对应，北宋中叶以后的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以文字为诗”的时代。唐诗中的兴象意境，一变而为宋诗的诗眼句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还是黄庭坚的奇崛，都致力于语言的选择与安排。宋诗学中的许多命题，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着眼于文字的讨论。 宋代禅学与诗学这种同步的“语言学转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借用佛教术语来说，即二者缔结了文字因缘。无论是禅学立场的“以诗语禅”，还是诗学立场的“以禅喻诗”，都可见出这一点。事实上，尽管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却完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可以说，“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提供了诗禅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禅宗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字”都是一个具有“形式主义”嫌疑的名声不佳的字眼。“文字禅”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贬斥的现象，一般学者认为，禅宗发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义，“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①。而“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遭人白眼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活靶子屡受攻击；宋诗研究勃兴之后，仍然处在相对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讨宋代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学者的兴趣也集中在讨论禅宗思想对士大夫人生观的影响，以及禅宗悟入方式对诗歌思维的启发，而相对忽略禅宗语言艺术在唐宋诗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文字禅”在宋诗变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诗在变无字禅为有字禅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尚未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问题已受到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而研究禅宗和诗歌的学者仍对“文字”的意义不屑一顾，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别传”，或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尽管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禅宗语言问题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状态。最近，语言学界已出现主动打通禅宗研究与语言研究门墙的倾向①，而作为禅学界和文学界的回应，首先便应把“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但其中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即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承认甚至肯定。这与“以文字为诗”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宋代以文献典籍的印行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结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禅”中的确有神秘荒诞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诞的言句，其实包含着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因而，通过对“文字”的解读破译，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禅宗的智慧和哲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禅”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儒学化和文学化的必然归宿，对于宗教学、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代禅僧和居士们对“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国禅宗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为现存的禅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的产物。 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禅的生命哲学与诗的艺术语言联手，既促进哲学的诗化，也推动诗的哲学化。诗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园。宋诗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宋禅的参究话头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说明宋人已将现实内容、外在实践抽象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准宗教的意义。禅宗和诗家共同津津乐道的“句中有眼”，正是这种语言观的集中体现。明白这一点，不仅可重新评估“文字禅”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宋诗的精神。 由于“文字禅”与宋诗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结合。 首先，“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表明了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使得宋代禅宗对言意关系有更辩证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与月、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为参禅的对象，“一切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正基于这种观念。同样，诗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内容的东西，而正是诗歌的格致韵味之所在。因此，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禅的文字化和诗的形式化现象。 其次，“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史中分别逐渐形成的两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宗门机锋和苦吟诗派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头，但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文字禅”和宋诗与晚唐五代的机锋和苦吟已有本质的不同，这还不仅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纵向发展的结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横向影响的产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之后，宋王朝开始着手文化的重建，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积累，北宋中叶文化出现全面繁荣，复古思想盛行，学术空气浓厚，禅宗文献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古典精神传统，像儒家经典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字禅”的出现正是禅宗顺应文化重建任务的表征，而“以文字为诗”则正是时代学术风潮在诗中的折光。因此，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禅的勃兴与宋诗面貌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再次，文字禅的流布与宋代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也与宋代禅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与禅宗发生关系，宋代禅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和撰述水平，必须通过具体事实来考察。还有，文字禅与宋诗学的文字因缘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就需要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阅宋代居士和诗僧的基本队伍，以及宋代文人与禅僧交往、学佛参禅的具体情况，了解宋代语录、灯录、拈古、颂古、禅偈、僧诗的编纂情况以及佛经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况，查证禅家典籍与诗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实例。 最后，对待文字禅，本书并不想站在纯粹宗教的立场上指责它，而试图从阐释学的立场对其意义重新说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纷争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址中去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同样，唐宋诗优劣之争对我们也没有多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描述、阐释、发现，而不仅是裁判。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自然流露”“道法自然”显然是高明的文学境界。但人真的能完全契入自然吗？在这本书中，作者深刻地质疑了这一传统批评方式。杨治宜认为，人对“自然”的追寻犹如西西弗斯无休止的劳动，永远不能达到目的，但恰恰在这种永恒的徒劳中，凸显出人的价值。苏轼文学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种对于自然的“自我否定”式的追寻中。 本书讨论了苏轼文学创作背后的佛、道等思想资源，又以苏轼对牡丹和名石的吟咏来阐发对自然美的争辩，最后落在他晚年和陶诗及丹学上。把苏轼几经贬谪的命运与各种带有象征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展现了苏轼的审美、创作以及他在有限的肉身与无限的自由之间的挣扎。作者借鉴了东西方各种思想视野，不仅丰富了苏轼文学研究，还将中国文学置于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之中。

藏传佛教的教理修持式神秘的，即使所用有形之物。也无不深藏寓意。本书以二百余幅附带文字说明的白描插图，全方位的展示、描述了藏传佛教的法器、礼器和神器的器物。读者由此可以学会辨识器形图案，解读其中奥秘，从而步入一个神奇的园地去领略这一片由象征所催开的智慧花朵！ 本书插图均采用白描画法，毫无奢华之感，但令人有一种美的享受。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的色彩、线条和器物与众不同，别具风格。书中插图的线条优雅、流畅，构图严谨，器具形象逼真、直观，极富韵律美。 本书文风严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全面阐述了藏传佛教器物的历史渊源、礼仪上的应用及其浓厚的宗教内涵，是藏传佛教爱好者的*启蒙读物也是一部艺术资料宝库。

1989年，美国作家比尔·波特来到西安，深入终南山寻访隐士。当时，终南七十二峪，藏着中国仅存的200多位隐士。2001年，《空谷幽兰》中文版出版，在中国向往和潜心住山修行的僧侣道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年后，比尔·波特重访终南山。 影片攝制组在3年内14次深入终南山寻访。全片仅使用数码单反相机的视频记录功能进行拍摄。坚持定焦镜头，坚持固定机位，拒绝推、拉、摇、移，拒绝人工照明。没有音乐，没有特技。叙事平淡，回避戏剧性。真实还原隐士的简单生活，朴素地表现其淡定的内心和静寂的气氛。

《榆林窟艺术》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分7个章节全面介绍了榆林窟的内容、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新研究成果。第一章节对榆林窟的历史地理背景、内容及艺术价值进行整体论述。第二章节至第五章节根据榆林窟各洞窟的时代特征，分唐代、曹氏归义军、回鹘、西夏元代4个时期对榆林窟的石窟艺术进行论述，特别对每个时期典型的代表性洞窟作了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第六章节对清朝初年，喇嘛吴根栋在榆林窟东崖洞窟前清理淤沙时发现的象牙佛作了介绍。第七章节对榆林窟的保护进行阐述。此外，关于榆林窟石窟艺术的画册《榆林窟》同期出版，《榆林窟》以150余幅精美图片，配以文字说明，按照时间顺序，对榆林窟重要、典型洞窟的壁画、塑像以及图像艺术进行展示和解说。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敦煌周边的石窟。由于莫高窟的洞窟数量多延 续时间长又是敦煌旅游的中心景点长期以来对敦煌石 窟的介绍和宣传多集中于莫高窟而对其他几处石窟较少介绍 因此榆林窟等石窟较少为世人所知。 2007 年开始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计划中曾一度把榆林窟纳入申报的范畴。为了准备申遗敦煌研究院一方面对榆林窟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另一方面多方面收集资料对榆林窟的文化价值进行探讨。为撰写 榆林窟申遗文本成立了以樊锦诗院长为核心的专家小组包 括各学科的专家刘玉权(考古学和艺术史)、王旭东(文物保护)、 赵声良(艺术史)、张元林(考古学)、杨富学(历史学、回鹘 文化)、陈港泉(文物保护)对榆林窟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价值进行多方面论证。经过反复讨论酝酿于 2008 年年底完成了《丝 绸之路·榆林窟》申遗文本的撰写。通过从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学科多方面探讨榆林窟的价值加深了对榆林窟 的认识。同时我们深感榆林窟具有的重大价值较少为世人所知 已有的研究和介绍都非常不够因而有必要加强对榆林窟的介绍和宣传并推动榆林窟的学术研究。此后一方面由敦煌研 究院编辑部组织编辑《榆林窟研究论文集》收集了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专家对榆林窟的研究论文汇集成上、下两册 于2011年出版 ;另一方面组织编写面向普通读者的《榆林窟 艺术》经数年的努力这本小书终于完成。 本书是在《丝绸之路·榆林窟》申遗文本的基础上参考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改编而成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介绍榆 林窟的内容及历史、艺术价值并在书中体现榆林窟的新研 究成果。同时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榆林窟艺术我们尽可能地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明白易懂地介绍相关的宗教、文化知识。由于榆林窟内容广博石窟艺术中牵涉到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多学科问题限于编者的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本书以生动活动的笔触，描绘中国中古时期（三至十世纪）在佛教强烈影响之下，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佛教对日常生活有相当的制约，但佛教寺院和节日，也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节庆和娱乐。佛教的福田思想，更使朝廷将官方救济贫病的社会工作委托寺院与僧人经营。本书在讲述中古时期中国佛教信仰组织、佛教团体所参与的社会事业和社会救济的同时，还对唐代实施”年三月十”（佛教的三长斋月和每个月的十斋日）、天下普断屠杀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了宦官的佛教信仰及其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一提起佛教，自然就联想到素食。对中国人而言，所谓的“出家人”就是“吃斋”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济公等少数传说中的人物外，“酒肉和尚”一直到现在还是骂人的话。佛教僧侣一定要吃素吗？ 我国中国佛教僧侣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素食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古印度早期佛教为研究对象。早期佛教强调不杀生，反而鼓励祭祀食肉，反对为食肉杀生。后来，素食在印度社会逐渐成为一般大众的一个伦理判准，为了招徕信徒，相抗衡的一些宗教，如婆罗门教、大乘佛教与耆那教，不得不开始强调素食。由此可见，素食这一观念在印度历史上有其演变的过程。究实而言，它也是中国佛教最后会走上素食一途的重要原由之一。第二部分以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僧侣全面素食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将近五百年以后，梁武帝下禁断酒肉诏令之后才开始，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徒的普遍戒律。作者在这一部分试图分析梁武帝此举的原因。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问题。因此，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无限向往，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复兴之旅”。 书中穿插了数十幅风景优美的摄影作品，这都是作者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家史蒂芬·R.约翰逊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Dzongsar Khyentse i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young Tibetan Buddhist lamas teaching today. The director of two feature films with Buddhist themes (the international sensation The Cup and Travelers and Magicians), this provocative teacher, artist, and poet is widely known and admired by Western Buddhists. Moving away from conventional presentations of Buddhist teachings, Khyentse challenges readers to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before they claim to be Buddhist. With wit and irony, Khyentse urges readers to move beyond the superficial trappings of Buddhism—beyond a romance with beads, incense, and exotic people in robes—straight to the heart of what the Buddha taught. In essence, this book explains what a Buddhist really is, namely, someone who deeply understands the truth of impermanence and how our emotions can trap us in cycles of suffering. Khyentse 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Buddhism in simple language, using examples we can all relate to.

《日本的佛教与神祗信仰》内容简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日本尚未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人们的眼界，中国史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就予以记载，不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文字资料。其时，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光耀世界，领袖东亚。古代日本举国一致，倾力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文字、宗教及典章制度等，曾几何时，便为一文明国家，故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并非过言。中世纪时日本仍旧关注中国，继续吸取中国文明，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却很少学习、研究日本，及至江户幕府，日本行闭关锁国之策，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几至中断。 千余年来，两国的交流与相互研究的这种不均衡，固然与中国为东亚文明中心，而日本处于边缘的位置有关，但也和两国朝代更迭，对外政策变化频繁不无关系，此可为前车之鉴。 19世纪以降，西力东渐，近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传到亚洲，日本得风气之先，仿效西方，断行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东亚最初的近代化国家。同时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参以本土文化，成就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日本文化。

书和人一样，是要讲缘份的。 一本好书，一本深入浅出、精简而全面的佛教通论…… 作者是一位出色的老师，秉承藏传佛教里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他以自己的浅白文字和编选度，将佛教扼要地作出说明。 对佛教的义理、历史和各种传承有一个精确的综观。 既适合初学者，也能使资源的佛教学者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挑战；非佛教徒的读者，看了也可以激动荡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