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使用其首创的“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视角。上卷选择《天际乌云帖》、《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合卷及《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等五种颇具特色的苏东坡书迹，着重探讨其生成机缘、文本内涵。下卷从使用场景、流传脉络、和接受影响等角度，进行了时空的延展，以“寿苏会”为核心，讲述苏东坡对后世及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文字禅”时代。佛经律论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纂、颂古拈古的制作、诗词文赋的吟诵，一时空前繁荣。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玄言妙语、绮文丽句都成了禅的体现，中国禅宗史上出现了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宗教文化景观。 与“文字禅”的兴盛相对应，北宋中叶以后的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以文字为诗”的时代。唐诗中的兴象意境，一变而为宋诗的诗眼句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还是黄庭坚的奇崛，都致力于语言的选择与安排。宋诗学中的许多命题，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着眼于文字的讨论。 宋代禅学与诗学这种同步的“语言学转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借用佛教术语来说，即二者缔结了文字因缘。无论是禅学立场的“以诗语禅”，还是诗学立场的“以禅喻诗”，都可见出这一点。事实上，尽管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却完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可以说，“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提供了诗禅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禅宗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字”都是一个具有“形式主义”嫌疑的名声不佳的字眼。“文字禅”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贬斥的现象，一般学者认为，禅宗发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义，“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①。而“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遭人白眼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活靶子屡受攻击；宋诗研究勃兴之后，仍然处在相对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讨宋代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学者的兴趣也集中在讨论禅宗思想对士大夫人生观的影响，以及禅宗悟入方式对诗歌思维的启发，而相对忽略禅宗语言艺术在唐宋诗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文字禅”在宋诗变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诗在变无字禅为有字禅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尚未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问题已受到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而研究禅宗和诗歌的学者仍对“文字”的意义不屑一顾，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别传”，或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尽管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禅宗语言问题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状态。最近，语言学界已出现主动打通禅宗研究与语言研究门墙的倾向①，而作为禅学界和文学界的回应，首先便应把“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但其中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即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承认甚至肯定。这与“以文字为诗”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宋代以文献典籍的印行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结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禅”中的确有神秘荒诞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诞的言句，其实包含着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因而，通过对“文字”的解读破译，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禅宗的智慧和哲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禅”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儒学化和文学化的必然归宿，对于宗教学、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代禅僧和居士们对“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国禅宗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为现存的禅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的产物。 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禅的生命哲学与诗的艺术语言联手，既促进哲学的诗化，也推动诗的哲学化。诗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园。宋诗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宋禅的参究话头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说明宋人已将现实内容、外在实践抽象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准宗教的意义。禅宗和诗家共同津津乐道的“句中有眼”，正是这种语言观的集中体现。明白这一点，不仅可重新评估“文字禅”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宋诗的精神。 由于“文字禅”与宋诗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结合。 首先，“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表明了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使得宋代禅宗对言意关系有更辩证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与月、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为参禅的对象，“一切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正基于这种观念。同样，诗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内容的东西，而正是诗歌的格致韵味之所在。因此，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禅的文字化和诗的形式化现象。 其次，“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史中分别逐渐形成的两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宗门机锋和苦吟诗派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头，但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文字禅”和宋诗与晚唐五代的机锋和苦吟已有本质的不同，这还不仅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纵向发展的结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横向影响的产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之后，宋王朝开始着手文化的重建，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积累，北宋中叶文化出现全面繁荣，复古思想盛行，学术空气浓厚，禅宗文献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古典精神传统，像儒家经典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字禅”的出现正是禅宗顺应文化重建任务的表征，而“以文字为诗”则正是时代学术风潮在诗中的折光。因此，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禅的勃兴与宋诗面貌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再次，文字禅的流布与宋代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也与宋代禅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与禅宗发生关系，宋代禅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和撰述水平，必须通过具体事实来考察。还有，文字禅与宋诗学的文字因缘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就需要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阅宋代居士和诗僧的基本队伍，以及宋代文人与禅僧交往、学佛参禅的具体情况，了解宋代语录、灯录、拈古、颂古、禅偈、僧诗的编纂情况以及佛经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况，查证禅家典籍与诗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实例。 最后，对待文字禅，本书并不想站在纯粹宗教的立场上指责它，而试图从阐释学的立场对其意义重新说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纷争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址中去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同样，唐宋诗优劣之争对我们也没有多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描述、阐释、发现，而不仅是裁判。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任何欲念虽然像一个和弦似的单一，但却包含了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音符。”普鲁斯特是否通过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向我们传达读懂他的方法之一呢？ 让-皮埃尔.里夏尔巧妙地将主题分类研究同两种相邻学科——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将“普氏欲望”分入以下三大领域展现在读者面前：物质(或者稳定的惬意感)，意识(或者经典阐释物)，形式(或者感性世界以及小说写作里的人物形象)。

《苏轼传稿（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是苏轼一生简要的传记，重在突出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文化特征形成过程。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因其言简意赅、评价公允而大受欢迎，并在日本、韩国出现多种译本。书后附录苏轼生平创作年表与苏轼著作（古今）重要版本录。

本书为“名家名著•郑克鲁文集 •著作卷”中一本。 郑克鲁先生的《普鲁斯特研究》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法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的生平与创作活动,该书着重从结构、风格、人物、社会、“超验现实”等各方面研究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作者评介了对普鲁斯特的部分批评意见和他声名的浮沉,并且努力试图分析普鲁斯特艺术观的核心和他的一些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中唯一的描摹世情之作，《金瓶梅》因其记录下层社会生活情态，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及独特现代性，而在近三十年蔚为显学。但《金瓶梅》最让人诟病的性描写或曰性关系，人们都不敢触及或者羞羞答答点到为止。马克思曾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在当今社会昌明的宽松学术环境下做此研究正逢其时。作者立足于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晚明时代的百科全书”的研究视角，围绕书中“爱与性”这一主题，既不脱离文本，也不搞繁琐考证；既非文学批评，也不是人物分析；做了一些颇有生趣和意味的社会学、民俗学的讨论，力图以性关系作为观照点，把人物和情节背后的东西告诉读者，延展读者的视线，使读者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作者文笔简炼生动，运用史料游刃有余，对于晚明世俗生活的钩沉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本书汇集了四篇研究中国明代所谓“四大奇书”的专著，这些论文皆可独立成篇，分别作为对这几部作品的阐释，听任读者随意取舍。但全书也想提出一些争辩性的论点。　　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作者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