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开放权利有损于某些群体，尤其是某些有权有势的精英群体的利益时，帕累托改进的条件不再存在，国家的共同意志和集体行动就变得尤为困难。此时再把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一个实体来分析，就难以解释权利开放的困难性。改革进展到今天，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会损害部分精英群体的利益时，要创造出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助于向老百姓开放权利？其答案必定要求更加严格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有哪些利益群体参与了制度变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有哪些技术与制度创新有助于改革的推进。对于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田传浩著的《土地制度兴衰探源》有助于理解中国土地制度的种种问题和争论，解答学者和公众的困惑。

本文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的流动彝族人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他们在当地的组织方式及引发的群体行动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入研究。彝族人以往主要居住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的山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他们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流动到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从事低端的临时工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发展出一套非正式的组织方式——领工制。领工制是指彝人工头利用外出打工经验、资金优势和社会关系等便利因素将老乡或亲戚成批地带到珠三角进厂打工，同时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庇护、资金支助等服务，*后从工人每小时劳动所得工资中抽取一定份额作为利润。在领工制下，彝人往往群体性地进出工厂；他们在工厂内服从工头管理，在工厂外与工头一起生活；他们主要讲彝语，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形成一种“流动的共同体”。当与工厂或其它群体发生矛盾时，他们能够在工头的带领下迅速组织，很容易发起群体行动。然而，彝人表现出的群体性并非完全基于内在因素，因为领工制的生成实际上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代工分包式工业生产结构以及波动的世界贸易市场紧密相关。珠三角地区在波动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形成的代工分包生产结构使得当地生成分别以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为主体的两级劳动力市场。彝人进入到珠三角的时间较晚，同时由于他们被主流市场认为是“素质”低下的表现，从而使得他们大多只能进入低端的临时工劳务市场。领工制实际上彝人进入并适应珠三角高度市场化的临时工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由此可见，彝人领工制的社会性和市场性实际上是彼此嵌合的。在高度市场化的珠三角地区，市场总是试图要消磨掉人与人之间其他的社会关系，彝人却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创造出保护性的社会关系，但双方并不能总是达成平衡。市场和社会关系之间这种潜在的张力（也就是镶嵌与脱嵌的张力）就是所有涉彝群体抗议事件发生的社会根源。这种群体性抗议行为和传统的工人阶级行动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彝人主要从事临时工，使得他们和工厂剥削的矛盾被劳动力市场所阻隔，因此他们发起群体行动的深层动力并非完全来自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冲突”，而更主要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过度市场化”。

This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China through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details the formation of two increasingly distinct cultural areas: the sedentary Chinese and the northern nomads. Nicola Di Cosmo explores the tensions existing between these two worlds as they became progressively more polarized, with the eventual creation of the nomadic Hsiung-nu empire in the north, and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south. Di Cosmo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early China and its "barbarian" neighbors.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Part I: 1. The Steppe Highway: the rise of Pastoral Nomadism as a Eurasian phenomenon; 2. Bronze, Iron and Gold: the evolution of nomadic cultur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China Part II: 3. Beasts and bird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arly Chinese perceptions of northern peoples; 4. Walls and horse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contacts between horse-riding Nomads and Chinese states Part III: 5. Those who draw the bow: the rise of the Hsiung-nu Nomadic Empire and the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the Nomads; 6. >From peace to war: China's shift from appeasement to military engagement Part IV. 7. In search of grass and water: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North in the Historian's Records; 8. Taming the Nort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nomads in Ssu-ma Ch'ien's historical thought; Conclusion.

我不僅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助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在漫長的研究與書寫過程中，我發展出了一種信仰，我不知道它與宗教是否相似。我將自己當成一座橋梁，練習彎腰、承擔與跨越，因緣際會扮演起連結過去與現在、隱微與清晰、底層與公眾之間的研究書寫者角色。我有幸被人接納、聽其述說、見識歷史、體驗生活。既然幸運如我，無論有再多困難，我都得負重盡責地把這本書寫出來。 ──摘自本書〈跋：黑暗中的熒熒燭光〉 人類學者劉紹華繼《我的涼山兄弟》，再次以廣受歧視誤解的疾病為鑿，敲開一段被遮蔽的歷史。 一般人聽到麻風，少有不覺駭然，此疾在患者外觀上造成的損害，有時令人怵目驚心，因此即使傳染力很低，卻仍長期背負沉重汙名。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中國原是麻風流行之地，卻在三十年後達成世界衛生組織的防治標準，擺脫疫情威脅。這項成就得來不易，彼時苦難叢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究竟是如何辦到？這是作者試圖解開的謎團。 劉紹華的漫長解謎旅程，始自二○○三年，她在四川進行《我的涼山兄弟》時，第一次踏入麻風村。此後十餘年，她走訪中國各地的麻風聚落和防治機構，一共正式訪問四十五位不同世代的麻風醫生。麻風醫生的身影穿梭全書，如同當年他們奔忙於國家政治與底層苦痛之間。他們的生命故事，交織出社會主義中國麻風防疫運動的後臺樣貌、乃至人道理想與革命現實難以兩全的矛盾掙扎。 單數、大寫的歷史敘事，往往充滿虛構和流失真相。何況，從一九五○年代毛澤東展開極權統治，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其間巨變中國傷痕累累，官方對這段過往諱莫如深，更是緊控論述的詮釋權。本書以人類學民族誌方法為主，文獻爬梳為輔，勉力將歷史還諸沉默眾人，為時代留下複數的重要證言。

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本书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清代地方政府》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其目的在于描述、分析并解释清代州县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作者也希望此书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官僚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料。他的目的和希望都出色地达到了。 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此书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为第一部，是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成名作。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贫困地区100年来的农民反抗运动，主要围绕三大事件展开论述，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

本书的英文原版在“大分流”辩论之前问世，但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其与加州学派有高度的不谋而合之处。本书试图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均衡逻辑来解释中国古代内生性经济制度的理性和效率。这种理性和效率无疑一方面奠定了中华帝国得以长久稳定、周期繁荣和不断扩展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其他经济模式过渡的机会成本。一言以蔽之，传统经济制度的成功构成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是中华民族为其古代经济成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邓钢教授的《中国传统经济》1999年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书中向西方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西方，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制度领域对世界的贡献鲜为人知，或者被严重误读。西方学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世界霸权，认为不可能有比欧洲更合理、更精巧的社会经济制度。本书批驳了这些错误的看法，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其优势在于和平发展。这些看法具有先见性，经过20年的时间考验，证明是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出版中译本，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因此，我大力推荐。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利用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重建经济理论，是中外学者的共同使命。本书以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为主题，与来自中国经验或世界经验的斯密增长、马尔萨斯危机、韦伯伦理、伊懋可陷阱、刘易斯过程、诺斯模型等进行全面的学术对话，系统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矫正欧洲中心论重建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上，进行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解释。“邓钢解释”，以身处国际经济史研究最前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殊优势，不仅有益于西方学者正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而且以中文母语为背景的文献熟稔，充分展示了丰富的国际学术信息和重建经济理论的有效途径。 ——何 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8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13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21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35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43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51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55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70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71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75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78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85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91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91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105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110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116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129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129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142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152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162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179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179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190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202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217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217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222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235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258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258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275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293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311

《翻身》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缩影。全书共分7部，前2部介绍张庄的历史，后5部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作者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郎咸平学术文选》是郎咸平将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27篇学术著作分7个部分加以归纳整理，以期为公司管理者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理性的现实依据。 此前，郎咸平教授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金融学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且其引用率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堪称第一；在公司治理方面，尤其公司财务学方面，其论文引用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堪称公司治理方面的世界级顶级学者。从2004年以来，人民出版社以东方出版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操纵》、《标本》、《思维》、《模式》、《科幻》、《突围》《误区》和《本质》等12本案例著作。这些案例著作的出版，在我国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这些案例著作，用郎教授自己话说，具有下列特点： 1、围绕中国企业出发，对比国际一流公司进行案例解剖。 2、哈佛案例重主观描述，本书案例重客观分析。 3、被列入哈佛案例的企业备感光荣，被列入本书案例的企业备感紧张。 4、重点式的分类，数据式的分析和理论性的验证。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