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是由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著，张卜天译，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深刻著作。它把现代性追溯到中世纪晚期，认为从唯名论革命开始的西方神学传统的内部张力是现代形而上学、科学、政治、宗教哲学、人类学、虚无主义等等的真正发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现代思想分别对应着把人、神、自然置于存在者领域的优先地位。通过深入探讨奥卡姆、彼特拉克、路德、笛卡儿、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及其内部争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表明，要想化解现代性危机，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现代性并非如传统看法所说是用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而是源于提出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一系列尝试。《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能够大大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性和目前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处境。

《道德与政治讲演录》提炼了维托利奥 · 赫斯勒教授长达一千两百页的皇皇巨著《政治与道德》的一些重要主题。 本讲演录共分五讲。第一讲批判地回顾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几个关键发展阶段及其标志性人物；同时也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 20 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面临的挑战。第二讲是对一些概念的澄清，并驳斥了反对就政治进行道德评价的观点，深入分析了政治与道德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证明政治必然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第三讲解释了国家如何整合各种支配类型，分析了国家权力和主权的概念，从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来解释国家的意义。第四讲主要论述作者关于西方自然法的基本看法：国家应该建立在自然法，而不是契约论之上。第五讲介绍了不同法律领域中的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并从人类面临的危机出发，论证政治哲学必须建立在自然法体系之上。 附录为赫斯勒教授的访谈。

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柯克却满怀希望地期盼美国秩序的复兴，将其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上下纵横三千多年，不无洞见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而本书反映的正是亚当·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抓住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要求。当然，这时斯密的经济思想还不成熟，许多政治经济学原理还不明确，甚至没有考察。但是，斯密研究经济问题的总方向，他的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已经奠定了，并对价值、货币、资本、利息等政治经济学范畴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这一切，在他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和丰富。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辩护方法是提供有利于它的论证，但更多地是以一种我希望的吸引入的形式介绍这一理论。马克思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不少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但他没有时间，或没有意愿，或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都整理出来。因而，声言对他的一些主要思想提出比他本人提供的更有条理的表述……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需要尝试所作的事。 序言 2000年版导言：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第一章 黑格尔的历史图景和马克思的历史图景 第二章 生产力的构成 第一节 经济结构和生产力 第二节 一些术语的要点 第三节 劳动能力 第四节 科学 第五节 生产力一览表的另外的候选项 第六节 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章 经济结构 第一节 对生产力的所有权 第二节 生产者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所有权状况 第三节 从属关系 第四节 重新定义无产者 第五节 阶级的结构定义 第六节 社会形态的具体区分 第七节 生产方式 第八节 经济变化的种类 第四章 社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第一节 区分的提出 第二节 劳动过程的内容与形式 第三节 使用价值和政治经济学 第四节 这一区分的革命意义 第五节 对马克思关于密尔的看法的异议 第六节 劳动关系 第五章 拜物教 第一节 宗教中的拜物教和经济中的拜物教 第二节 拜物教中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是虚假的 第三节 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 第四节 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 第五节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 第六节 商品拜物教、宗教和政治 第七节 作为内容解放的共产主义 第六章 生产力的首要性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马克思对首要性的论断：《序言》 第三节 马克思对首要性的论断：《序言》之外 第四节 首要性的论据 第五节 生产力的首要性的性质 第六节 生产力、物质关系、社会关系 第七节 “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 第八节 附录 第七章 生产力和资本主义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出现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节 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节 四个时代 第五节 资本主义的使命及其命运 第六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七节 阶级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第八章 基础和上层建筑，权力和权利 第一节 对上层建筑的界定 第二节 合法性问题 第三节 以生产关系解释财产关系和法律 第四节 基础需要上层建筑 第五节 经济结构单独观察得到吗? 第六节 再论权利和权力 第七节 无产阶级的权利和权力 第八节 附录 第九章 功能解释：一般性的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解释 第三节 功能一陈述和功能解释 第四节 功能解释的结构 第五节 确证 第六节 任何功能解释都是真实的吗? 第七节 后果解释和演绎一规律模型 第十章 功能解释：马克思主义中的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对功能解释的概念批评 第三节 功能主义、功能解释和马克思主义 第四节 详尽阐述 第五节 马克思的例证 第十一章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当代资本主义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征服 第三节 先进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矛盾 第四节 米善和加尔布雷恩 第五节 对这一论证的再考察 第六节 资本主义是那种特殊矛盾的必要条件吗? 第七节 一种反对意见 第八节 资本主义的偏爱和马克斯韦伯 第九节 附言 第十二章 桎梏 第十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再思考 第十四章 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五章 苏联垮台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附录Ⅰ 卡尔马克思和社会科学的衰亡 附录Ⅱ 几个定义 所引用的著作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后记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这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非国家权威”的权威著作，同时也是苏珊·斯特兰奇的代表作。她从新颖全面的角度入手，剖析了权力与政治两个概念，从而为理解谁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黑手党、世界六大会计事务所及国际组织官僚们等非国家权威进行了分析，向人们展示了在影响"谁获得什么"的权力方面，这些非国家权威对国家权威的侵蚀。本书为深入研究并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新的方向，展示了未来研究中引人入胜的某些层面。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哈耶克最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集中论述出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 法区别开来。——约翰•格雷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杨小凯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杨小凯 哈耶克思想中的许多东西——不论是批判性还是建设性的，都对我们目前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徐友渔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一书中描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世界和社会意识，在法国，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 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希望经由社会科学精英对这些规律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这种对理性的滥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 程，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之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

本书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学与地图部的众多馆藏中精选了200多幅地图，收入了很多珍稀藏品。

一部西方近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史，涵盖了从18世纪直至当前的英、法、德、美等国的社会理论。 作者从学科和思想脉络的“史前史”入手，特别是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讨论了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假设。其主要特色在于，作者根据主要理论家的意图及其深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来解释社会理论和知行历史。

《天下时代》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该书突破了前三卷的既定设想，将历史视为人参与具有终末论方向的神性在场之流的过程，并用这种修正过的历史观念，来分析大致始于波斯帝国崛起，终于罗马帝国衰落，并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的“天下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包括“普世帝国”这种新政治单元的到来，“精神突进”运动的出现，以及若干普世宗教的勃兴。《天下时代》秉承“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基本理念，追溯并重估了人类社会在“天下时代”寻求秩序的种种尝试，对于我们认识与反思现代社会秩序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探索人性与神性秩序在历史中的相互交织和显现 ★ 《秩序与历史》五卷本中重要的突破和转向之章 【媒体评价】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吗？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于尔根•格布哈特

《人文与社会译丛:黑格尔》是当代英美哲学中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鸿篇巨制。作者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作面、细致而且富有创建的探讨。作者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一再遭到拒斥，但是其普遍性话语在当代世界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黑格尔哲学所揭示的时代中。黑格尔哲学是整个现代性方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文与社会译丛:黑格尔》篇幅宏大，论述平实而详尽，涉及黑格尔哲学的广泛领域，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充满现代性的黑格尔形象。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健将查尔斯•泰勒的代表作，被誉为“近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全书讨论了整个西方思想关于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表达的作用等方面的观念史，勾画出现代性自我形成的过程。作者认为，现代人继承的本互（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生活在世俗时代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人（至少是西方人）都会同意我们活在世俗时代。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本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定义性的巨著中，泰勒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一个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走向一个即便对最坚定的信仰者来说，信仰也只是诸多选择之一的社会？ 在这些问题上，泰勒一直是最具洞见的思想家之一。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他考察了现代性的世俗化面向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事实上，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的转变，而是一系列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宗教生活形式逐渐消融或不再稳定，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在此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俗世界不再由宗教的缺席来刻画——尽管在一些社会宗教信仰和实践出现了显著衰退——而是由（宗教的、灵性的、反宗教的）新选择的持续增加来刻画，个人和群体根据这些新选择来理解他们的生活并塑造他们的灵性渴望。 在这本书中，查尔斯·泰勒试图把握世俗时代对这个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它所鼓励的集体宗教生活的新形式，以及由这种大规模的动员趋势所滋生的暴力。这本书既及时又恒久。 推荐语： 查尔斯·泰勒以前论述过世俗主义的问题。但没有料想到，他会给我们带来这么一部了不起的新著。这本书具有双重的写作目的：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给出一种历史的阐述，并指出成为一个世俗的人和在世俗社会中生活意味着什么。任何总结都无法概括泰勒处理细节的高超技艺，他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令人惊叹的整体画卷……对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世俗化争论，泰勒的著作作出了重大且极具原创性的贡献，很难有哪本书能与之媲美。它是一本必读的、不可错过的书。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追寻美德》（After Virtue）的作者 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仰慕泰勒已久。但我认为这是他具有突破性的一本书，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他在书中成功地重塑了有关世俗主义的全部争论。泰勒关注的是能将我们这个时代称为“世俗时代”的“灵性的体验和寻求的状况”……很难在此领域找到一本争议如此之小的书，它宽厚地理解所有可能的立场，包括与其自身相去最远的立场，且不去表明在这一多面向的转变过程中，哪一方比其他任何一方更具美德。 ——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 《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的作者 这不仅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生工作的总结，而且关涉很多学科一直争论不休的世俗性兴起的问题以及个人相对于“共同体”的意义问题。泰勒从容地、清晰地、仔细地、一步一步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迄今为止，读者可以通过对这一旅程的完整总结而稳步前进。因此，这本书就其自身而言具有教育意义，如果你正在思考西方对待“世界”的态度之社会和理智基础，那么它是少数几本你现在可以着手阅读的书。这本书，神学家应该读；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应该读，以了解围绕宗教性质的争论的极度复杂性，以及他们向世界公布他们的研究结论之前应当先知道什么。 ——大卫·马丁（David Martin） 《论世俗化》（ On Secularization）的作者

《爱欲与城邦》对希腊理论家们为何并如何从爱欲角度来论述种种政治激情进行了审视。由于古希腊城邦面积极小，当代理论及意识形态可以这样设想：整个共同体的基础是欲望。历史上曾反复涌现这样的雄心：将这种政体转变成一个大家庭，通过互爱关系来加强公民凝聚力。在本书中，作者路德维希从政治眷恋起源和政治团体纽带的角度评价了性特征、爱情和公民友情。 在人际欲望之外，希腊爱欲理论还延伸到抽象的、不具个人属性的欲望客体，如种种想象中的共同体。抱负、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都被诊断为具有爱欲特性的愿望。那种将共和政体进而转变成“全球”共同体的帝国主义诱惑被视作一种去参与异邦习俗、风尚和参与他者文化产品商品化的欲望。 古希腊爱欲观研究恢复了一种看待政治现象的方式，从而为现代思想提供了一座桥梁，使之能够将私人和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并能够将具有爱欲特性的爱情和公民的奉公精神联系起来。

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 其他理论， 如直觉主义， 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正义观和道德观。《正义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 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 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 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它是互相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 契约目标是选择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

《罗尔斯论文全集》收录了罗尔斯几乎所有正式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非常详细地展示了罗尔斯思想的演变及其正义理论中的主要概念、观念和理念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进一步了解、捍卫或批评罗尔斯在正义问题上的各种基本构想的基本文献基础。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刊行的一套学术参考书，如原书编者所说的：“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乃是针对艰深而富有挑战性的哲学家著作，帮助读者打消畏难心理。”对于哲学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和学生，由些可获得最为权威、便利的有效指引；专家和深入研究者则由此可概览各种批判性诠释的最新进展。 三联书店以英文原版形式引进出版“剑桥哲学研究指针”，旨在便利国内读者和研究者，期望这套研究指南有助于我国读书界把握学术潮流，拓宽思想疆域。 罗尔斯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和道德哲学家。他的著作深刻塑造了哲学、法律、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的当代论争。这本《罗尔斯》邀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家写作最新专文，剖析罗尔斯在各个领域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争辩。书后附有详尽参考文献、主题及人名索引，是一本激动人心的罗尔斯研究指南。

本书收集了一些对功利主义的研究，既考虑作为个人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也考虑了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功利主义。除了两篇论文以外，其他都是专为本书所作。

《正义论》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