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由英国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授权出版，据原书1997版和2000版译出。2001年和2006年版《网络社会的崛起》也使用了同一ISBN。

本书在美国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典范，书中分别介绍了15位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孔德、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西美尔、韦伯、凡勃伦、库利、米德等的学说、生平、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内容详尽，评论中肯，对学者的介绍简明扼要，自80年代在中国推出中译本一来，一直是大学里社会学系和相关社会科学各院系的指定参考书。本次再版，以最新版为基础对译文作了相应的修订，并配合15位社会学家的介绍，插入了作者画像，是不可多得得优秀大学读物。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本书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分作。本书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参考。

本文集的多数主题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既是深化也是补充；不断分化的现代社会和统一精神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相互冲突的立场和怀疑主义，进而使知识社会学得以可能；在自我欺骗的绝对主义和自我毁灭的相对主义之间寻求妥协；在思想史领域的社会学尝试，把思想模式与竞争和代现象联系起来；实现视角“综合”的可能性和方式；在科层制的日益严密、乌托邦走向终结和林众民主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否能保持“相对疏离的”社会位置。 这些主题在被称为“后现代”的今天仍具有其生命力；与此同时，北美和西欧的社会文化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以某种方式印证了曼海姆宽泛的研究理路。因此，重要曼海姆会使我们感觉到：曼海姆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内容简介】 加速增长的复杂性超过了人脑发展出应对世界的新技能的速度，这种现象自古已然，于今尤甚。玛雅文明、高棉文明、罗马帝国的盛衰，深刻反映出人类在面对危机时治标不治本的短视和欲速而不达的狭隘。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而导致更加恶劣的后果，终 于，人类文明走到崩溃的边缘，人类整体的生存和灭亡成了真正的问题。 在深夜中保持警觉和清醒的人，在危机到来的时刻，敲响警戒和召唤的钟声，激励人们共同参与到一个关乎自身的伟大行动中。本书正是这个“守夜人的钟声”。以史为鉴，运用社会学理论并引证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揭示了使人类面临认知门槛的根源性因素——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这五大超级文化基因，阐明了洞见式思维的必要意义，指引人们在解决文明危机的道路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 “见识丛书” 《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瘟疫与人》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1913，一战前的世界》 《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 《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学的发明：科学革命新史》 《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 《无义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未完待续...... --------------- 【编辑推荐】 1、一部思考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解决方案的勇气之书，托马斯•弗里德曼、贾雷德•戴蒙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思想传统中又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声音。 2. 以史为鉴，运用社会学理论并引证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守夜人的钟声》揭示了使人类面临认知门槛的根源性因素——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这五大超级文化基因，阐明了洞见式思维的必要意义，指引人们在解决文明危机的道路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3. 《守夜人的钟声》是一部严肃，甚至可以说是严峻，但又严谨，而且言近旨远的书。关心文明社会和人类命运等大问题的人们值得一读，并能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4. 装帧设计别具一格，不为“造型”，而是“造空”，通过中文书名的设计展现作品主旨。见识丛书封面装帧皆为黑白双色，经典而独特。封面用纸采用国际FSC环保认证的特种凯斯棉，内文纸为月白纯质，精装圆脊，再加上内封独特的压纹工艺，为读者呈现浑然天成的阅读体验。 --------------- 【名家推荐】 如果真有一个在危机中保护我们的守夜人，他现在是时候拼命敲响他的警钟了。人类正处于灭亡的危机中，文明崩溃的迹象非常明显，正如丽贝卡·科斯塔在本书中揭示给我们的一样。 本书的主题可以用玛雅社会的遭遇来概括：虽然奠基于精密与审慎的科学之上，但最终却被神秘的信仰所取代，这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灾难随之而来。 与生俱来的傲慢，让人类以为自己是能够不断进化的物种，但如果我们不留心过去留下的教训，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威胁人类存在的凶兆，比如全球经济衰退、大规模流行性病毒、恐怖主义甚嚣尘上、犯罪猖獗、气候恶化、资源迅速匮乏、核武器扩散，以及教育体制的失败，人类注定走向灭亡。然而，科斯塔已经提出了一个避免崩溃模式的卓越计划。 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具有激发性的观点和洞察性的建议，对于避免人类和地球的毁灭，科斯塔提出了警诫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 强烈推荐。 ——格里·斯皮尔勒，《纽约书评》 我支持丽贝卡。我们要做寻找出路的实干家，而不是推断末日的预言家。 ——E. O. 威尔逊 丽贝卡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关于我们时代最迫切、最复杂的话题。她所传递的信息是充满希望的，她发展了一套迷人的理论，证明人脑能够随着危机的发展而发展出相应的解决危机的能力。必读！ ——唐纳德· J· 特朗普

彼得·伯格可以说是现今知名美国社会学家，多部作品被公认为经典之作。所以也许很难理解伯格将自己形容为“意外产生的社会学家”，但这个说法却非常准确地表现了他是如何在社会学领域中跌跌撞撞地前进的。在这本诙谐而又激发思想的回忆录中，伯格不止讲述了他成为社会学家的过程，而且也展现了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全书生动地叙述了各种各样值得回忆的小插曲以及角色，时不时让人会心一笑，伯格的回忆录让人看到研究社会生活所能带来的乐趣。对于长期的伯格的读者以及社会学的初来乍到者们来说，本书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世界一点也不无聊”的新证据。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信息社会理论(第3版)》坚持从梳理资本的历史脉络中洞察信息社会的本质，借助勾勒贝尔、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斯特等重要信息社会理论家的论述优劣，敏锐揭示了信息社会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展示出商业文明覆盖全球的所向披靡之势，而政治压力与商业、技术迷思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整合，严重消弱了公共服务与民主基础。

让·波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是其最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

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 当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鲍曼在本书中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现代社会的转变，福利状况的影响和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并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他勾勒出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被忽视、过度解读和被隐藏的部分，并试图回答：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本书包括：莱维特的进步—郊区一工业综合体的兴起、从太阳能房屋到全电气化住宅—战后有关供暖和制冷的争论、郊区化粪池—大都市边缘区的污水处理等内容。

这本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围进行确定，阐述其类型、形式和风格，阐述了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并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家等进行研究。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共讲述了有十四节的内容，分别是从马克思到韦伯、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等内容。

家庭，家庭关系，家庭社会学

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 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 但一個人只是想活著，卑微和努力地活著，這難道不值得尊敬？ ◎第一本由建築工地的第一線「現場工程師」書寫，做工者的生命紀實故事。 ◎攝影師攝下工地師傅日常群像，以彩色、黑白照片穿插設計，重現《人間》雜誌般的時代光影。 ◎如果我們判斷人的標準，是用刻苦，是用勤奮，是用力爭上游的努力和對於生活的認真，去決定一個人的品格，那我們不可能看不出來他們值得擁有尊敬。我們既然知道以一個人的經濟條件去斷定其社會階級以及地位是錯的，並且深惡譴責，那又為什麼不改變對他們的看法呢？ ◎林立青：「我最後想再說一個故事：我在寫作當下已經將真實的人名隱去，地點也做了變更，但完成後我卻發現，無論怎麼更換這些地點、季節或是人名，總會不經意地又影射了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人。我對此感到無奈。如果你發現書中的人名和場景有所雷同，請哀矜而勿喜。」 僵硬變形的關節與水泥咬手的潰爛，從沒痊癒過， 隔著圍籬的冷漠歧視，和圍籬內的直接壓迫， 幾瓶維士比、一管注射針、一個小藥瓶…… 他們只能無奈認命， 這世界卻不能棄之不顧。 底層之下的底層，剝削之中的剝削。 一個青年監工的批判與關懷， 那些心疼他說不出，所以他寫下來。 有時他是有點皮，但重情義、對身邊人不離不棄的工地八嘎囧。 有時他是入了行就註定活不過七十歲的電焊工，走時帶著盲眼和爛肺。 有時他是外籍移工，被體制漠視及壓榨，廉價又耐操，他的名字就是身上背心的數字。 有時她是師傅身旁備受尊敬的工地大嫂；或者默默吞下輕視跟排擠的外配。 有時，他們是高舉著建案廣告牌一整天只能賺四百元的看板人。 工地現場有如被遺棄的世界邊緣，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在此掙扎求生，心知肚明再怎樣拚搏也翻身無望。權力者毫無憐憫地欺壓，大眾帶著優越的想像遠望──反正「偏見」的標籤已輕鬆貼上了，又何必費心？ 林立青擔任建築監工十餘年，這些階級不公與扭曲對待不斷在眼前搬演，自己卻無能為力，連淚都早已流不出。終於藉由這本書，他將心中的巨大無力感化為一記憤怒直球，奮力投向社會，他要為生命中所有認真活著的小人物找回存在的真實，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真正被視而為「人」地尊重。

關於夢想與失望，選擇與無法選擇的 異鄉人「我們」的抵達之謎。 這是幾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獨特、無以複製、不容簡化歸類，我們有幸貼近陪同，唯老老實實記錄下來。──顧玉玲 這一本「他者」之書，企圖忠實地呈現、記錄幾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作者顧玉玲長期投身工人運動，蓄積了超過十五年對於勞工和移工生活的近身觀察、參與，所寫成的第一本文字記錄。 這本書的出現，為身為「我們」的讀者打開另一扇觀望的窗口，進一步看見那些其實與我們在同一空間進出、卻被忽略、並受到種種不平等對待的移工們，他們想要成為「我們」當中一份子的渴望、卻如何一再受挫的過程；作者也一再凸顯社會劃分「我們」和「他們」人為界線的種種不合理之處，讓「我們」有機會思索和反省，並試著邀請讀者進入「他們」，就有如照鏡子一般，可以在他者當中看見我們，看見自己。 此外，從書寫傳統的角度觀察，對照於本地作者總是急切地想突顯自我與群體不同的書寫主流，本書顯現出特別珍貴的特質，亦即是評論家唐諾指出的「書寫者自我的縮小」。自我變小，便能容受得下更多人更多故事和更周到的思維。 特殊的視角，再加上作者在書寫之前積累的豐厚材料和底蘊，以及節制不流於悲情控訴的說故事技巧，一個個移工的生活彷彿顯影般鮮活地躍於字裡行間，才造就出本書的獨特之處，並同時獲得第九屆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得主的殊榮。

本书对韩国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劳工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和政治给第一代产业工人带来的冲击和他们的斗争模式。 《韩国工人》展现了一部令人着迷的历史。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一种最具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在克服不利的文化和专制的工作条件的同时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同时，具海根恰逢其时的分析也向我们展示，随着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新的大韩劳动组合协议会在政治上的成功，同时伴随着集体认同发生某种程度的削弱。 由于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了解，具海根对现代韩国的阶级形成作出了分析敏锐且体察入微、富有同情心的论述。由此，他对学术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世界各地有关的劳工运动活动家和研究人员很感兴趣。

In 1897 the promising young sociologist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1868-1963) was given a temporary post as Assistant in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order to conduct in-depth studies of the Negro community in Philadelphia. The product of those studies was the first great empirical book on the Negro in American society.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he Philadelphia Negro remains a classic work. It is the first, and perhaps still the finest, example of engaged sociological scholarship-the kind of work that, in contemplating social reality, helps to change it. In his introduction, Elijah Anderson examines how the neighborhood studied by Du Bois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nd compares the status of blacks today with their status when the book was initially published.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