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球進入「人類世」，資本主義搖搖欲墜，不穩定性已成生活常態，經濟再難有進步可能，自然又遭受嚴重破壞……
身處如此廢墟世界，人類該如何自處？又該何去何從？
——也許，這答案就藏在一朵蘑菇當中！
松茸，這個僅見於北半球的奇特菇菌，是世上身價最高的蕈類之一。它藉由自身滋養樹木的能力，協助森林在受人類侵擾的地區猶能茁壯。而在日本，松茸之於文化及社會的意義，早已遠遠超越它的菇蕈身分，潛入歷史懷舊雅趣以及建構人際網路的領域。儘管如此珍罕價昂，松茸卻完全無法由人工栽植——它在林中現蹤與否，全憑機緣與巧合。
在橫跨日本東京與京都、美國奧勒岡州、中國雲南，以及芬蘭拉普蘭地區的田野調查中，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Anna Lowenhaupt Tsing藉由尋溯一條微小、罕為人知的商品供應鏈，從經濟活動、生態科學和人類學三個面向，追蹤松茸如何在美國廢棄的工業林地悄悄破土而出，經遁入山林尋求自由的瑤族、苗族與東南亞裔尋菇人採集，再由買手憑藉技巧購入，之後累積層層價值「轉譯」進入日本，經中間人穿針引線，化身為帶有強烈象徵意涵的饋贈物件，在成為桌上珍饈前傳達贈禮者不言說的訊息。
松茸在濃縮如此奇特的跨地理、跨文化轉譯過程之際，也投映出一個更宏觀的提問——在邁進「人類世」的此刻，不強調發展與進步的資本主義會是什麼模樣? 人類是否能與各物種保有互不和諧、但又無須掠奪的和平共存?
《末日松茸》以嶄新且深刻的方式，呈現一位人類學者對於社會和生態的原創觀點，見解透徹而犀利，同時串聯起各個互異卻又相通的領域，引人思索人類在經濟不穩定且環境惡劣的末世環境裡，如何打破固有的本我意識，與其他國族、文化、甚至物種等「他者」共生共榮，以及我們苦苦追求的「進步」意義究竟為何，是否仍有可為……
獲獎紀錄
• 人文人類學協會(SHA) - 維克多・透納獎-民族誌類書寫 年度得主
Winner of the 2016 Victor Turner Priz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Society for Humanistic Anthropology
• 文化人類學協會(SCA) - 葛雷格里・貝特森獎 得主
Winner of the 2016 Gregory Bateson Prize, The 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 柯克斯書評 非虛構寫作 商業經濟類 年度最佳好書
One of Kirkus Reviews Best Nonfiction Books of 2015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柯克斯書評 非虛構寫作 科普類 年度最佳好書
One of Kirkus Reviews Best Nonfiction Books of 2015 in Science
• 美國《Flavorwire》評選 年度最佳大學出版品
One of Flavorwire’s 10 Best Books by Academic Publishers in 2015
•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年度最佳好書
One of Times Higher Education’s Best Books of 2015
國際書評推薦
•「作者織就出一部風格大膽的敘事之作。她對於人類文化交叉影響，以及大自然復原力的細膩闡述，展現了對於人類現代性及『進步』究竟為何的全新觀點。」——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獨特觀點與細膩觀察在書中隨處迸發、閃現。從香氣四溢的松茸的全球商品交易鏈，帶引出作者高度原創的人種誌研究。頁頁引人入勝，書中關於採集及銷售這個野生蕈菇的故事，成為一扇窺探當代人類生活景貌的觀景明窗。」——Kirkus書評
•「如果人類必須在資本主義廢墟、也就是有些人稱為『人類世』的時代當中求生，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例子，從中窺見經濟、文化、生態以及生存策略彼此之間，能形成何等出乎意料的糾結與連繫。在本書中，作者藉非比尋常的全球化的松茸，提出了美妙非凡的實例。」——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 布魯諾・拉圖爾 (Bruno Latour)
•「本書選用松茸做為透鏡，檢視當代的環境歷史，全球商品生產供應，以及科學。伴之以韻味十足的生動散文體，尖銳而透徹的智識，和獨特創意及原創性，作者藉嶄新而深刻的方式，串聯起各個迥異主題，橫跨數種領域。本書注定成為經典之作。」——耶魯大學社會生態學、人類學教授 麥可R. 多夫(Michael R. Dove)
•「科學家和藝術家深知，對於一個龐大主題的掌握之道，通常在於近距離觀察該主題的細小面向，進而從中揭露全貌。我們從雀鳥的嘴喙形狀得以見到整體的演化。於是，透過對松茸這個迷人蕈菇的近距離觀察，作者探討生態危機如何發生，又為何持續。她以透徹分析批判過度粗略的簡化論；而對於人類處境現況，她則以思考理性和人性行為的可能，取代恐慌的反應。在一個急迫且凶猛的遭遇可能蓋過人類理智的處境下，她提供了世人一種真切的深思方法。」——作家 娥蘇拉・勒瑰恩 (Ursula K. Le Guin)

格尔茨在本书中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描绘了东南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种国家形态，并将它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形态和理念交相映照。他沿着马克斯·韦伯式的理路，从历史资料和田野经验中建构了一种“剧场”式的国家形态：各种大大小小的国王以自身的地位、礼仪和形象为根基，营造出相应的国家形象，在这种国家形态中，那些在现代国家中的关键因素如疆界等反而是不那么核心的问题。格尔茨并不打算否定权谋、剥削、军事、暴力等因素，而是在承认这些因素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更偏重于指出现代政治学中对身份、人观、仪式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现代国家同样也存在着上述维度，只不过由于研究者们身在庐山之中，这种国家的“符号学”体系被大大遮蔽了。在拓展我们对现代国家的理解方面，《尼加拉》已经做出了足够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完整的国家“类型”，尼加拉已经烟消云散，但作为一种形象，它至今仍然活着。

◆ 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重磅新作，是《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著作的知识论基础。
◆ 一部醒世之作：我们看到、听到、读到、想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某种本相的表征，而对这些表征的错误解读，会让我们带有偏见，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换 言之，是人（组织）就有偏见，没有理由过分自信。要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就必须认识并尊重本相。
◆ 一套极具操作性的分析方法：通过循序渐进、启发式的引导，帮助读者认识历史及现实的表相与本相。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新作，其内容是《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著作的知识论基础。作者通过人类生态、本相／表相、认同／记忆、文本／情境等概念，提出一种由表相（文本、图像、电影、社会事件等等）认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 “反思史学”。同时也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作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因此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范知识蒙敝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以及反思与反应。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全新著作。★顛覆過往對國家與文明成形基本假設，提出今日國家建立的各種想像。★《紐約時報》《衛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同聲讚譽！
洪伯邑（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專文導讀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宋世祥（國立中山大學人科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李明璁（社會學者、作家）、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專業推薦
兩河流域文明的開展，起源於農業社會。高度文明的開始，背後有農業社會支撐？
作者認為，無論是農業或大規模定居本身都不會促成國家形成。中東農民在終年耕作的農村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栽種農作物；從游牧轉變為大規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決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提供豐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來源，而不是因為人類開始從事農業。
他表示早期國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國家的形成始於濕地區域，例如肥沃月彎這種蘊含面積廣大的肥沃土壤，糧食產量不但足夠供應給居民，單一作物也能以較小的空間儲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國家控管和徵稅。
但這些剛萌芽的農業國家型態也極為脆弱，經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實體或完全崩潰。史考特認為，研究人員往往忽略考古記錄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對戰爭、稅收、傳染病和作物歉收忍無可忍的可能性。
作者借鑒過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現的農耕從某些方面來看並非進步的過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終年忙碌於耕作的農村或早期農業社會，這種轉變讓他們犧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勞動、家畜傳染病、營養不均、收稅徵兵等代價。他也未將狩獵和游牧生活方式描繪成烏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細觀察兩者的優缺點，提供讀者更全面的觀點：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人類並未因從狩獵到農耕，而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
今年最吸引人的非小說類讀物……強力推薦，讀來十分有趣。——泰勒．科文（Tyler Cowen），《紐約時報》專欄主筆
本書從農民的、懷疑的觀點看待國家的形成……他最著名的作品《國家的視角》已成為政治學家的試金石，相當於對中央計畫和「極端現代主義」的激烈批評……本書將那些想法延伸到遙遠的過去，並利用現有的研究成果來論證我們的歷史不是線性進展的，而且時間軸也複雜許多，此外他也論證標準版本的因果關係是錯誤的。——約翰．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英國記者、作家
作者提供了一種替代傳統敘述的方式，這種方式更加引人入勝，尤其是他屏棄了對人類成就的沾沾自喜。他的描述不在對過去提出蓋棺論定的說法，但肯定比我們所習慣的論點更加準確。——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英國雷丁大學教授
忘掉遠古飲食：斯科特一路證明了肥沃月灣早期的游牧民族如何比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中那些被奴役的神廟建造者更健康、更快樂、更具生產力。——詹姆斯．惠普爾（James Whipple）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它講述的內容和大家習以為常的說法如此不同、如此對立，所以應該到處為人所知。作者對證據的介紹如此完整，以至於傳統的論述不再站得住腳。此外，作者的文筆非常好：清晰、明確、平易近人，偶爾閃耀出溫柔的幽默，以方便論述繼續鋪陳。讀這本書是種知性享受。——喬治．蓋勒（George Gale），《後設科學》（Metascience）
作者以鷹眼般銳利的目光觀察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變化……這是以正確書寫歷史的方法寫出來的歷史。——巴瑞．康利夫（Barry Cunliffe），《衛報》
此書以高漲的熱情寫出，流露獨特才華……作者直截了當揭露了我們祖先為了文明和政治秩序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沃爾特．謝德爾（Walter Scheidel），《金融時報》
該書對「文明崛起」的主題進行徹底和挑戰性的審視，特別關注那些在傳統歷史論述中通常被忽略的組成要素、民族和議題。——艾莉森．貝茨（Alison Betts），澳洲雪梨大學考古學系教授
這本書很吸引人，很有創意，每一頁都使人獲得新知。才華橫溢。詹姆斯．斯科特是個傳奇。——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作者
作者在《反穀》中呈現出兼容並蓄之知識分子的形象，他運用大量的資料來推翻我們對國家形成和文明的基本假設。——愛德華．梅利洛（Edward D. Melillo），《熟悉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Familiar Soil）作者、美國阿默斯特學院副教授
《反穀》不僅是一種反傳統的論述，也是局外人對於農業制度演變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第一批國家之定見的懷疑反應。作者關心的是城市的勞動者、農民和野蠻人以及抵抗統治者的力量。些研究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其他早期國家的人都應關注他的研究。——諾曼．約費（Norman Yoffee），《早期城市比較研究》（Early Cit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編輯
當代反傳統的政治論述大師出版了一本關於文明起源的書。總歸一句，這書非讀不可。——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文明是什麼造成的？》（What Makes Civilization?）作者
這是一本探討定居生活起源、農耕、國家以及農業和游牧社會之間關係，出色、容易閱讀又具高度原創性的作品。——J. R.麥克尼爾（J. R. McNeill），喬治城大學環境史教授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族群与边界》是一部族群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族群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是巴斯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巴斯及其他学者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并研究族群认同的互联性以及族群边界和文化认同问题。同时提出并实践了族群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的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族群与边界》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延续至今。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ISBN：9787301151020，作者：（美）菲利普·布儒瓦 著，焦小婷 译

Cultural identity is a key area of debate in contemporary Europe. Despite widespread use of the pa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 theor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have been neglected in archaeology. Focusing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cepts of cultural identity toda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st cultural groups, Cultural Identity and Archaeology offers proactive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European identities. This fascin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book covers three key areas. It considers how material remains are us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for example 'pan-Celtic culture' and 'Bronze Age Europe'. Finally, it looks a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European past. The authors are critical of monolithic constructions of Europe, and also of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groups within it. in place of such exclusiv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entities the book argues for a consideration of the diverse, hybrid and multiple nature of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ies.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2013年3月，《学做工》这本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威利斯先生也将首次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 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污名”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要归功于戈夫曼。在本书中，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作者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问的微妙互动，重点阐述了蒙受污名者在人际互动中进行“信息控制”的各种技巧。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包括自己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描述了一个未发达地区政治制度的状况。他论述了当地两种极端的政治观念（一为权威型的，一为民主型的），以及当地人实际的政治运作行为是如何作为上述两种观念的折中并在长时段的演进中摇摆于这两极之间。

这是人类学研究史上对于印度种姓制度进行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一本书。作为人类学经典名著，杜蒙的在这本书中综合了前人对印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阶序”的理念，一方面揭示了印度这个古老文明的基本理念，一方面则暗指西方近代“平等”理念的局限。这是一本超越了印度研究领域，而对各种比较文 化研究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
就印度社会研究而言，这是一本到目前为止依然可以称为做出了最显著贡献和最深入研究的著作。《阶序人》涵盖了这一领域的几乎所有理论，它为作者赢得广泛声誉，这使得杜蒙的重要地位不仅局限于印度学研究，更扩展到整个人类学研究范围。——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 努尔·亚曼

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本书自序
从1926到1930年，我对赞德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大概20个月。这几次考察是应英-埃属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邀请进行的。英-埃属苏丹政府是这几次考察的主要资助者，此外它慷慨出资200英镑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还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管理人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以上所有机构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曾在塞利格曼(C.G.Seligman)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并根据他的建议，我继续他与夫人在英-埃属苏丹的民族学考察。我深受这两位师长的恩泽，他们引导我开始研究苏丹，并为我的考察筹措资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给我提供帮助、建议以及诚挚的友情。此外，非常感激塞利格曼教授为本书写了前言。我还要在此对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教授深表谢意，他的教学使我受到很多启发。
在苏丹，当时任内务书记的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Sir Harold MacMichael)，既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学者，除了代表官方，他个人对我的研究也颇有兴趣。虽然我为政府工作，而且费用也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是我行动自由，能够去任何我愿意去的地方，自行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并且可以在任何我认为合适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我受到的这种礼遇表现出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对科学工作所需条件的充分理解，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还要感谢希莱尔森(S.Hillelson)先生，他是我的正式监护人和朋友，每次去苏丹考察，我都和希莱尔森先生及其夫人在喀土穆相聚，他们的家是个温暖的庇护所，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在赞德地区所有我接触过的人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和帮助，他们是：加扎勒河省的行政长官，廷比奥、梅里迪、泰姆布拉、多鲁马的行政职员，泰姆布拉、利兰古的医疗人员，廷比奥、梅里迪、巴富卡、尼安加拉的传教人员，是他们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温暖，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把此书献给梅杰•拉肯(Major Larken)，以此向他特别致以深切谢意。他毫无保留地运用他在阿赞德人中间的影响支持我的工作，没有这份支持，我的工作不可能取得大的进展。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我的研究，而且长时间地与我友好相伴，不断激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梅杰•拉肯认为我的工作可能会对阿赞德人有益，在他看来，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工作。
我还要向那些为本书提供信息的阿赞德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虽然他们永远看不见写在本书中的致谢辞。在考察过程中我总是明确地对他们说，我在写一本向他们的子孙介绍他们习俗的书，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不真实，就不仅欺骗了我而且欺骗了他们的后代。对于他们的叙述，我则忠实地作了记录。除了感谢阿赞德人对这本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与我的数月相伴，我还要特别提及两位仆人，即梅卡纳(见整版图片十八)和卡曼加(见整版图片十三)；还有两位经常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一个是基桑加(见整版图片十二)，另一个是库阿格比阿鲁(见整版图片四(1))；还有鲁本，我在赞德地区期间，他曾经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
除了C.G.塞利格曼教授，以下人类学界的朋友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们是：I.沙佩拉(1.Schapera)教授、M.福蒂斯(M.Fortes)博士、H.M.格拉克曼(H.M.Gluckmann)博士。在考察的间歇，我经常与塞利格曼教授、沙佩拉教授、M.福蒂斯博士讨论问题。自从在牛津工作后，我时常与格拉克曼博士进行探讨。感谢A.N.M.汤姆森(A.N.M.Thomson)先生作为非人类学人士为本书提出的意见。感谢W.R.基(W.R.Key)先生在秘书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倦的热情和勤奋。梅杰•P.M.拉肯与E.C.戈尔牧师(Canon E.C.Gore)是研究英-埃领土上的阿赞德人的两位主要权威，他们阅读了本书并且指出错误，在此再次表达不尽的感激。
本书的部分材料以前发表过，但是本书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重写。感谢以下书稿和刊物的编辑：《苏丹札记》(Sudan Notes and Records)、《皇家人类学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非洲》(Africa)和《呈给C.G.塞利格曼的论文》(Essays presented to C.G.Seligman)，他们允许本书使用曾在他们的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过的文章。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印刷商，还有乔治•罗德里奇父子有限公司，他们允许我使用摄影图片的印板。
E.E.埃文思-普里查德
1937年1月
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为我们写就了一本详尽全面的著作典范，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确信，它是过去几年中能够为英国人类学带来声誉的重要著作之一。
我非常高兴来写这个前言。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类学家”(引自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的评价)是我的老朋友和学生，而且主要由于我的缘故，他开始了在苏丹的民族学工作。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共事的那些年，他的能力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因为健康不佳，不能和妻子共同继续为苏丹政府所作的民族学调查，我建议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接替我们并进一步扩展这项工作。他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1926至1936年之间6次考察苏丹，其中包括对阿努阿克人(Anuak)，因加萨纳人(Ingassana)，莫罗人(Moro)，娄人(1uo)以及其他部落进行的为期几个月的调查，还包括对阿赞德人以及一个最难调查的民族——努尔人——的详细考察。其大量的考察结果已经撰写成一系列优秀论文发表在《苏丹札记》上，但是与我们现在手头的这道丰盛大餐比起来，这些文章不过是些开胃小菜。
在对阿赞德人进行认真研究的20个月期间，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正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赞德巫术》。虽然这本书确实只涉及阿赞德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赞德巫术变化无穷，并且在部落的日常习惯和行为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透彻理解赞德思想和习俗的整个结构，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方面的著作。正因为赞德思想与习俗的结构很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只用了几页的篇幅勾画赞德文化概要似乎有欠充实。魔法(magic)经常被认为与宗教相关，而且事实上往往与宗教有关，在认识到这层特殊关系之后，不管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矛盾，这本书如果能对赞德宗教哪怕作一个简单的勾勒，也会颇有益处。然而本书并没有包含宗教内容，看来对于阿赞德人来说，魔法和宗教似乎相距很远，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是从本书的内容而反向推出这一结论的。基于以上提到的情况，大家希望对赞德宗教作一些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当探讨毒药神谕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了解宗教信息很有必要。最近埃文思—普里查德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赞德宗教的论文，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篇论文我稍后再谈。
……
本书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第一部民族志代表作，是民族志经典中最精致、最富有思想的作品之一，自1937年出版以来一直被人类学者奉为民族志的典范。
作者以细腻、精美的笔触描述了中非一个土著部落阿赞德人关于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信仰体系，并在这种描述中巧妙地呈现一种社会、一种生活。这一著作使阿赞德人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一个著名族群，并关联着相关领域中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诸多讨论。
自序
前言
导　论
第一章 本书写作背景
第二章 用于描述赞德习俗和信仰的术语
第三章 赞德文化简介
第一部分 巫术
第一章 巫术是一种器官性的、遗传性的现象
第二章 尸体解剖能够揭示巫术物质
第三章 其他邪恶力量与巫术的关系
第四章 用巫术观念阐释不幸的事件
第五章 社会限制抗击巫术的行为
第六章 遭受不幸的人在仇人中寻找巫师
第七章 仇恨使人对仇恨对象使用巫术
第八章 巫师是自觉的行动者吗?
第九章 巫术和梦
第二部分 巫医
第一章 巫医如何举行降神会
第二章 阿赞德人对巫医的信奉
第三章 巫医行业对新手的培训
第四章 巫医在赞德社会中的地位
第三部分 神谕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毒药神谕
第二章 采集毒药
第三章 请教毒药神谕
第四章 在请教毒药神谕中出现的问题
第五章 其他的赞德神谕
第四部分 魔法
第一章 好的魔法与妖术
第二章 魔法与魔法师
第三章 魔法医术
第四章 实践魔法的会社
第五章 在死亡情境中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索引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历时近一年又十个月，要在这样的时间内独立完成这样一本超过四十万字的译作，译者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还要确保质量。尽管译者努力追求对原文理解全面准确、译笔清晰流畅，但是匆忙之中必然还会留下不少错误和疏漏，敬请方家指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曾就一些词句的理解向英国籍教师马格努斯·威尔逊(Magnus Wilson)先生请教过，还曾请朋友田艳老师阅读了译文的初稿，她就中文的表述给予了很多指正和建议，译者愿借此机会向他们深表谢意。最后，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家人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覃俐俐
2005年8月
塞利格曼教授

"Suppose," Clifford Geertz suggests, "having entangled yourself every now and again over four decades or so in the goings-on in two provincial towns, one a Southeast Asian bend in the road, one a North African outpost and passage point, you wish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those goings-on had changed." A narrative presents itself, a tour of indices and trends, perhaps a memoir? None, however, will suffice, because in forty years more has changed than those two towns--the anthropologist, for instance, anthropology itself, even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world in which the discipline exists. And so, in looking back on four decades of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 Geertz has created a work that is characteristically unclassifiable, a personal history that is also a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on developments in the human sciences amid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world. An elegant summation of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areers in anthropology, it is at the same time an eloquent statement of the purposes and possibilities of anthropology's interpretive powers. To view his two towns in time, Pare in Indonesia and Sefrou in Morocco, Geertz adopts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the Cold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tates of Asia and Africa. Throughout, he clarifies his own position on a broad series of issues at once empirical,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personal. The result is a truly original book, one that displays a particular way of practicing the human sciences and thus a particular--and particularly efficacious--view of what these sciences are, have been, and should become.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本书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 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本书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