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在外人免入的北平使馆区里，外侨们紧张地等待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准备挥师南下。据说，蒋介石和他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已准备与东京达成协议，让北平自生自灭。 就在此时，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一具支零破碎的尸体被遗弃在古老城楼的角楼之下。下等外侨活跃的法外之地“恶土”就在附近，那里挤满了鸦片窟、妓院、舞场、低等旅店、廉价酒吧，就像一块吸引罪恶的磁石。 死者是不到二十岁的帕梅拉，著名汉学家、前英国驻华领事倭讷的女儿。当其极度血腥残忍的死亡细节被公之于众时，举城震惊。悲伤的父亲誓要揭露真相，哪怕是孤军奋战。然而，战争迫近，中英两国当局携手阻碍了调查推进。 七十五年后，保罗•法兰奇用一批被人遗忘的文件，还原了案件的真相，揭露了凶手的身份。这是一部记录真实犯罪的经典之作，从头到尾都扣人心弦，令人不忍释卷。同时，它也极具感召力地呈现了那个行将结束的时代，那片腐败堕落的“恶土”。 ★ 非常引人入胜……堪称有史以来描绘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的最佳文学作品。 ——《华尔街日报》 ★ 终于来了！名副其实的悬疑元素，侦探小说般扑朔迷离的剧情……风格堪与雷蒙德•钱德勒比肩。 ——《文学评论》 ★法兰奇不仅成功解决了这起案件，还还原了那个同时充满光明与邪恶的时代。正如读者将会领略到的，那个时代从来都不以沉闷著称。 ——《经济学人》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歹土”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汪伪傀儡政权、外国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等各种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沪西歹土便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整日 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作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魏斐德的一部力作，作为海外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使上海的战时恐怖活动和城市暴力犯罪，如银幕展示般映现在读者眼前。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由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术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这不是一部寻常历史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谤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和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这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中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

孟子及其思想充满强韧的生命力，不仅在战国时代气势撼人，而且两千年来影响深远。本书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思想与文化而写，尽量钩玄提要，介绍评述了孟子其人、孟子思想，以及历代儒者解释孟子思想的变迁。书中也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阐发了孟子思想遗产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在较为精要的篇幅内，得以一览孟子之学。

本书讨论近代经典淡出之后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偏于学术走向、风格和方法的探索。 全书以“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为引论，上篇侧重学术的履迹，在清华国学院和“古史辨”学派的个案探讨之后，概述1949年后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虽以机构、流派和学科发展为对象，仍尽可能将学术追求和研究方法落实在梁启超、吴宓和顾颉刚等具体的当事人之上。下篇则通过学人看学术，立足于拾遗补阙，具体讨论章太炎、胡适、陈寅恪、傅斯年一些为他人所忽视或误解的史学见解和研究思路。

这是一本讲希腊罗马历史的小书。作者企图要言不烦，勾画出希腊古典社会发展的轮廓。书中对人物、制度、战争、变革以及社会风尚、文化生活等等的叙述，都和分析说明穿插在一起，使人可以透过史实来显示历史的归趋，也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实的意义。 本书初版于1957年，新版增附古希腊史专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选译（第七卷）。

北宋中期积弊至深、内忧外患扰攘之际，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就足恤”的精神，一身任天下之责，推动富国富民强兵为宗旨的变法革新运动。苏轼说：王安石才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其魄力“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成为脱离了广大知识阶层的人物，加上政治风云的变幻，倾泻于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始自生前，至南宋则愈演愈烈，几近千年而未得涤清。 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本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序言 第一章 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第一节 从童幼到青少年 一、王安石诞生的时间、地点 二、王安石的父母 三、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第二节 进士及第和初入仕途 一、本是合格的状元 二、在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 三、在知鄞县任上 第三节 王安石愿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 一、做舒州通判 二、在江东提刑任内的一些事 第四节 王安石再到北宋朝廷供职 一、勉强就任三司度支判官 奏进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二、参加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 三、参与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商讨 四、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 第二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革新 第一节 任翰林学士期内的王安石 第二节 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三不足”精神 第三章 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 第一节 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 第二节 王安石吞来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 第四章 王安石推行新法及其所遇阻力 第一节 有关理财和兴农的各种新法 第二节 有关恢复民兵制度和加强军队作战实力的两种新法 第五章 王安石对待敌国外患的决策 第六章 王安石的两次罢相 第七章 宋神宗的逝世与宋廷政局的大变 第八章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第九章 王安石的墓年和身后 附志 编后

岳飞是南宋杰出的爱国将领，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勋。他出生于北部中国的普通农民家庭，代表着苦难中的人民，怀着保卫乡邦、敉平祸患、拯救万千苦难同胞的强烈愿望，而毕生奋斗于酷烈的战场。岳飞被民族败类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他的生平事迹与言论精神一度被有意掩埋。其后的几个世纪中，撰述者继起，却难免虚夸蹈袭之误。 《岳飞传》为作者研究宋代人物之力作，也是综括研究两宋之际政治军事的重要史著。此书初版于1945年抗战胜利之日，后经两度大幅增订修改，再版于1983年。书中准确地勾画出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真切地描述了岳飞的事功、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并且对于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了公允评价。凡此种种，皆反映出作者的“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得到学界“以非凡之史才，写一流之史书”（周一良语）的高度称誉。

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部精神。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深度•客观•全面 补正鲜为人知的抗战细节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 基于最新解禁档案，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披露了1937～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代兵，到派遣军队远征他国；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自战火中诞生的划时代巨人毛泽东，扛起千斤重担的战时领袖蒋介石，从革命志士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八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恸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成了这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 在书中，作者严肃地指出：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忍辱百年的中国如何从战火中淬炼重生？今天的中日关系动辄紧张，背后有何历史根源？翻开本书，你将找到真实的答案。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着年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演变历程，全面回顾了年羹尧一生从得意到失意的宦海浮沉：年少时科场高中，入仕后步步高升，在胤禛继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立下赫赫战功后位极人臣，但最终身死名裂。在此叙述之中，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年羹尧性格的复杂多面。 全书还依托奏章、信件、皇帝朱批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还原了雍正帝如何精心布下罗网，软硬兼施地分化甚至清洗年羹尧的军政势力集团，并最终下狠手诛杀年羹尧。此外，对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虚虚实实，细致地予以客观分析，并对其死因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 名家推荐： 历史普及读物不容易写，既要有趣，又要扎实，还要引发思考。小悠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 要求。 ——郭润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雅俗共赏，神形俱备。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春荣秋叶落，古语剪灯香。 妙手追前史，殷鉴念尤长。 《年羹尧之死》——一位轰动朝野的人物史话。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 编辑推荐： ◎雍正曾向年羹尧誓言，二人要做“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可仅仅一年多之后年羹尧便被处死。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二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权臣年羹尧之死，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深不可测的帝王之心。 ◎君与臣无法化解的矛盾，既源于不同性格的碰撞，更因为私人情谊与公务职责的难以调和。 ◎揭秘年羹尧的姻亲关系圈和家庭生活，还原一个真实的年羹尧。 ◎年羹尧在帮胤禛夺皇位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雍正如何步步为营、恩威并用地策划一场“倒年”运动？ ◎为何说雍正具有“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而年羹尧具有“独立人格”？ ◎年羹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到底有几款属实？

孔子最后的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志向高远却为当时现实所羁绊，几个先进弟子在政坛上已取得重要地位却和他在政治选择上渐行渐远，严格按理想行事的“知其不可而为”，为他一生的故事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本书从“理想”与“事功”的悖论，来说明孔子和他先进弟子的差异。终未成事的挫败与焦虑，虽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结局，但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本书就这一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整体面貌，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极为可读。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书中突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创造性地提出轴心期理论，他宏观对历史进行分期，认为人类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期、科学技术时代。其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为一间歇期，公元前800到公元200年为轴心期，而他强调轴心期的重要性，提出每一次人类历史的飞跃都要回顾轴心期即复兴。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力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承乏先师陈守实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席，迄今已逾三十年。就寡闻所及，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史的论著本就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 本书从立意到粗成定稿历时五年。为了“穷其源委”，饶宗颐“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最终如愿取得“融会之效”。 本书的编纂形式独具一格。通论十三篇，在细致梳理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纵论正统论的提出、演变和论争的史实。资料三大篇，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历代有关正统论的史料原文，末附出处，间附以按语，或者考证史料，或者补充作者生平，或者驳正观点等。因此，本书既是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史与论实现了有机融合。 本书最早于一九七七年九月由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六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本次以龙门书店版为底本，认真编校后再版。朱维铮先生书评代序，书后附作者一九九九年答朱维铮信。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历来讨论热烈。饶宗颐先生费时五年，深入研究，穷其原委，成就鸿篇。本书分为通论、资料两大部分。通论部分包括十三章，大体上按照时间先后细致梳理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形式的正统之论。资料部分包括三部分，按时间先后，列举历代论述正统论的文字。编纂形式独具一格，既是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两者有机结合。本书一九七七年香港龙门书店初版后，即引起学界关注，是饶宗颐先生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