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边城那不勒斯，穷学者维柯，正伏案撰写一部引发史学新思维的巨著；革命之都巴黎，密谋颠覆拿破仑皇朝的革命家巴贝夫，慷慨陈词临刑前的自白；伦敦，流亡者的新故乡，革命传单与当票陪伴着马克思，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圣彼得堡红旗挥舞，列宁与托洛茨基口号高亢，宣告罗曼诺夫王朝的覆亡……跨越两百年的时空场景，在威尔逊的笔下一幕幕铺陈，巨细靡遗。 不论是哲学家的桌案、死囚的斗室，西伯利亚大草原、巷战方酣的街道，庄园深院里的忧郁、贫民窟恶臭中的喘息，透过埃德蒙•威尔逊如临现场的描绘，仿佛就在我们眼前重现。 而书中轮番上场的演员们，有人燕尾风流，有人热血沸腾，有人苦苦挣扎，有人风采华丽，有人恶毒如鬼，有人气概英雄，细细数来：马克思、恩格斯、巴贝夫、米什莱、蒲鲁东、巴枯宁、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拉萨尔、列宁、托洛茨基……个个叱咤风云。乍看之下，他们仿佛神人，可崇拜而不可理解；但在本书丰富材料的显像下，我们终能见到这些历史演员的真面目。 这一切的风云际会、动荡起伏，都来自浪漫主义的革命大梦——一个以自己的手掌握自己人生的梦，一个志同道合共铸命运的梦，梦想着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其中，不论男女，都可以自由展现自我、彼此相爱，达到人类未曾有过的境界…… 《到芬兰车站》，一部极具创意的历史著作，让我们得以亲见人类曾有过的梦想与愿景。阅读本书，或许可以教导我们如何继续怀抱这些梦想，甚至让这些愿景成真。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学着创造自己的未来。 ——马歇尔•伯曼，《纽约时报书评》 他（威尔逊）是约翰逊、圣勃夫、别林斯基、马修•阿诺德传统的最后一位重要评论家。他的目标和实践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考察文学作品——这个框架包含着对作者人格、目标、社会和个人根源，周围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质等方面的专注、犀利、直截了当、发人深思的观点——也是为了将作者、作品及其复杂的背景呈现为一个错综的整体。……对他来说，艺术散发着光芒，但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光线。 ——以赛亚•伯林，《埃德蒙•威尔逊在牛津》 他谙熟学界所有的新进理论，也老练地使用这些理论，但绝不囿于某一理论，一根筋地拿它包打天下。我们见惯了那些冬烘的批评家，将术语搬来搬去，问题却岿然不动。威尔逊不然，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拷逼出作品与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相连，果断地予以定位与颁奖。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 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 ——中文版导读者 江弱水

方纳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与其代表作《自由故事》不同，《给我自由》在结构、内容、材料和写作风格等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给我自由》提供了一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叙事连贯的美国历史故事，也更为全面、充分和细致地表现和反映了“新美国史学”在美国史不同分支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谋篇布局、主题设计、内容和材料取舍等方面，作者刻意追求“新美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平衡。能够使读者不经获取一种更完整、更客观、更有包容性的美国史知识，而且能够得到一种对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更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

本书系林贤治先生最新一部思想性作品。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作者步入五四以降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处，从历史的尘埃中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及一串串意味深长的精神事件，批判性审视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历史道路及其生存困境，并着力彰显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作品以其提问的深度、概括的精准以及包孕的思想动量而备受学界、思想界关注。

《江湖丛谈》为连阔如先生遗著，是目前仅存的一部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初以来江湖上的诸多行当及行规，对当时广泛流行于北平、天津等地的丰富多彩的曲艺艺术，如评书、大鼓、相声、坠子、数来宝、竹板书等，追根溯源、分别流派、介绍演出状况；评介了众多深有影响的曲艺演唱家的艺术造诣、演唱特色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还以大量篇幅记述和揭露了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以云游客笔名在北平《时言报》连载书稿内容，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此次增订再版，补充了“小绺门”“风门”“雁门”等原书未及的几节文字，李滨声先生特为作彩色插图50余幅，书中另配有多幅珍贵人物及历史资料照片。为曲艺史尤其是评书史、相声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材料。这是一部奇人写的奇书，是“身为江湖中人，而又内心纯正”的江湖艺人秉承“拯人济世之心”而创作的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

本书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 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治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本书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德刚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德刚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辨，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的构架，以上千年的纵深探究历史，不但从中国文化中寻根溯源，还兼涉了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特色不同，作者的着力点在发掘人类文化本源的共同之处，演变的结果和过程或许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类，却拥有几乎共同的规范。视野宽了，结论自然出现，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数学推导地球是圆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本书是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的内容包括：从银两到法币；五四前后北京教育界和学者群体；20年代上海出版界和作者群体；30年代北平知识阶层；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40年代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经济生活；闻一多的经济生活；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等等。

我为《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版)》的中文版的初版撰写前言距今似乎只有短短数年，事实上却已18年有余。非常感谢徐有威教授，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此书的初版于1992年得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明清时期，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抗拒父母的权威，终生忠贞于她们的未婚夫，很多以寡妇的身份终其一生，有的为未婚夫自杀殉死。贞女现象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礼与女德的最激烈、最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旨在对贞女现象作一历史描述，并探讨赋予其意义的、反过来又被它所影响的明清社会和文化。通过勾勒贞女现象之形成、发展轨迹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它的反应，《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试图对贞女现象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达成较全面的了解，并通过判析围绕着贞女现象的矛盾；中突，揭示年轻女子与其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探索贞女的情感、理想和生活历程，并由此解释是什么影响了这一时期年轻女性的性别身份，以及她们如何看待和表达尊严、责任、爱情。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以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为个案，研究宋初进士与社会环境变化之关系。全书分为导言、北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进士崛起的社会背景分析、政治中心的变迁与进士的地理分布、社会的变革与进士的家世仕途等九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中国京剧小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师爷源流概说，师爷的种类和职责，幕业和入幕，绍兴师爷与师爷帮，师爷与官场，师爷办案，师爷的优劣与劣幕化等。

本书是近年来国内妇女史研究领域中断代研究古代妇女地位的一部开创性专著。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前人的固有模式，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学、史学和女性文化的视角，对唐代妇女性文化的视角，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拓宽了中国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经济生活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对于探寻宋代文人心态、了解宋代文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北宋文人在入仕之前，由于经济来源有限，经济状况普遍较差。而入仕之后，文人总体收入水平要高于一般社会成员，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俸禄、赏赐、公使钱、润笔、他人之馈赠或接济以及包括经商、贿赂在内的非正当收入等。从收入来看，多数北宋文官以俸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俸禄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并保证文官成为社会中较为富裕的阶层，因此可以认为入仕对于文人而言是一种较为高效的谋生手段。此外，北宋文官的总体收入体现出如下三个特点：(1)北宋中后期文官经济状况优于北宋前期文官；(2)在级别相同的前提下，地方官经济状况优于京朝官；(3)中高级文官与低级文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不过在另一方面，人仕也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开支，如必须承担更多的家族责任、保持与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水准等，这使得文官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花费。再加上文官在仕途中几乎难以避免的贬谪、守制和退职等特殊阶段，因此大多数北宋文官都曾有经济困难的经历。这种状况也可能造成北宋文官的特殊心理感受，即客观富裕，而主观贫穷。

越晚清至民国，上海曾连续不断、日臻规模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上海——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市民社会，在体现其文化包容性的同时，为中国文人转型，提供了从物质、制度、知识到观念的支持。 《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聚焦于构成在沪文人生活的“内环境”，即由文人通常行走的那部分城市空间（实体空间），以及相关的文学机制、职业空间、交往领域、经济背景、衣食住行等，兼及文人的心理空问和文本生产。这些“内环境”，不仅印证着文人的城市实践，亦构成了文人的“上海社会”。但有“内”必有“外”，《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亦试图连接城市社会的大背景，并沟通文学史研究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