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他通过系统的研究，探索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 《自杀论》是迪氏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它和《社会分工论》内容十分密切，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因为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一部分已对社会分工而引起的社会病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 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 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当我踏进模特经纪公司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走进了一个充满伦理、政治、女性主义的研究困境。”曾在纽约和伦敦做过模特的社会学家阿什利·米尔斯，以内行人的视角展现了模特世界的规则，检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美丽”是如何定义的。书中涉及对男模、女模、经纪人、客户、摄影师、造型师等角色的广泛访谈，展现了魅力产业背后的政治与经济，甚至随意性。在这条深藏不露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好看不是唯一的标准，合适的外形才是时尚的起源，人们接受训练、推销、打造成珍贵的商品。该书对新文化经济中的社会分析，经济社会学中性别与阶层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

本书是李普曼最富盛名的著作之一，是《公众舆沦》一书的姊妹篇。作者阐述了如下观点：建立在民众广泛参政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一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无异于幻影。公众无法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他们必须走下圣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自1925年出版后，本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持续不衰。评论认为： “《幻影公众》与《公众舆论》一样，将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现代经典著作。单凭从其与众不同的文字角度看，它也值得被一遍遍阅读。”

《合作的进化》(修订版)是行为领域的经典之作，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作者以组织的两轮“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善良性、宽容性、可激怒性和策略性，其出色的竞赛表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

《厌女》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而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针对日本当代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性分析。《厌女》处理了广泛的日本题材，其中既有文学性的，比如谈到小说家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林真理子等，更多的则是社会性的。上野千鹤子谈到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家庭的、婚姻的，在中国也有很类似的情况。知性的读者会从这些论述中获得强烈共鸣并得到理论上的指引。

《甜与权力》一书便是一个绝佳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

巴黎地铁规模庞大、路线复杂，网络从市区核心延伸到近郊，而路线与地铁站的增长恰恰标志着这个大都会的扩张历程。马克·奥热是个地道的巴黎人，他从儿时回忆说起，以自身的观察穿针引线，串起各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论述，阐明概念、提点思考。地铁因他的记忆有着不同的意义，但路线和站名并不只是地理的指涉，更承载着集体的身世和整个城市的历史脉络。他以人类学家的眼光，在日常生活的地铁空间中进行着民族志的田野调查。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was th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y Isaiah Berlin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October 31, 1958. It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a 57-page pamphlet b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It also app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Berlin's papers entitled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 and was more recently reissued in a collection entitled simply Liberty (2002). Berlin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forms or concepts of liberty – 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 and argued that the latter concept has often been used to cover up abuse, leading to the curtailment of people's negative liberties "for their own good". Berlin believed that positive liberty nearly always gave rise to the abuse of power. For whe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believes that they hold the philosophical key to a better future, this sublime end can be used to justify drastic and brutal means. Berlin saw the vanguard elit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dangers of 'positive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can be seen as especially salien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re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was rife. Berlin believed that a more precautious principle was needed, and that was 'negative liberty', where individuals are protected against radical or revolutionary messages, and thus have little grand or existential freedom but are granted the more 'internal' liberty to pursue recreational and consumer interests.

In 1980, William H. Whyte published the findings from his revolutionary Street Life Project in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Both the book and the accompanying film were instantly labeled classics, and launched a mini-revolution in the planning and study of public spaces. They have since become standard texts, and appear on syllabi and reading lists in urban planning,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around the world.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which grew out of Holly's Street Life Project and continues his work around the world, has acquired the reprint rights to Social Life, with the intent of making it available to the widest possible audience and ensuring that the Whyte family receive their fair share of Holly's legacy. From the forwar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has been using observations, surveys, interviews and workshops to study and transform public spaces around the world into community places. Every week we give presentations about why some public spaces work and why others don't, using the techniques, ideas, and memorable phrases from William H. "Holly" Whyte's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Holly Whyte was both our mentor and our friend. Perhaps his most important gift was the ability to show us how to discover for ourselves why some public spaces work and others don'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and its companion film in 1980, the world could see that through the basic tools of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we can learn an immense amount about how to make our cities more livable. In doing so, Holly Whyt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major movement to change the way public spaces are built and planned. It is our pleasure to offer this important book back to the world it is helping to transform.

☆铁道、火车、城市、时间、空间……一次19世纪人类精神与工业文明交织的探索旅程。 ☆城市规划、心理学、建筑学、经济学等诸多视角，探索人类工业意识之起源。 --------------------------- 工业文明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人们又是如何在这其中 适应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新秩序？ 《铁道之旅》通过工业革命的代表之一—铁路——其创制、发展对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试图重新思考工业文明如何发生于个体，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变化。 铁路出行给人们对于时间、速度、距离、危险、精神伤痛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对于城市—历史关系、事故、防御性措施等等方面的重新思考，试图去阐述，工业文明不仅在技术、建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改变，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些变化其中，也发展出更多的设备、条例、思维去适应由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新秩序。 由此，工业化不仅是一场技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人们精神与身体、行动与思维对新秩序、新制度的一次适应过程。 ----------------------------- 希弗尔布施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历史学家。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惊喜、独具探索性、奇特充斥着这本铁道革命精神病理学分析的著作。 ——The Village Voice 沃尔夫冈从城市规划、心理学、建筑学、经济学以及技术史等角度深入阐述了铁路在19世纪对人们心灵形塑的重要作用。 ——Gregory McNamee 《铁道之旅》充满了令人信服的见解，其论述、观点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密切相连。这本书涉略范围极广，已成为交通研究的经典作品，同时被社会学、现代性文化研究、感知研究广泛征引，成为这些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奠基之作。二次修订相信会使得本书更令人信服。 ——Javier Caletrío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经典之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作者论述了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术语与新概念（包括社会学家研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评述了史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们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中外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ISBN：9787500481744，作者：（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著，张云江 译

乔治·莱考夫用“别想那只大象”的例子说明，在语言大战中战胜对手的方法很简单：千万不要用对方已经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他告诉我们，“隐喻”和“框架”是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你可以运用这两种武器在30秒之内了解对方言语的核心含义，并迅速做出反应。《别想那只大象》不仅教我们在话语角力中抢占高地、达成自己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引导、操弄和煽动。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国“红灯区”实地调查笔记，深刻展现“性工作者”群体真实的生存状况） 时间跨度十余载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其中的曲折经历，也记录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他们从田野归来，跨过社会鸿沟而来，带我们与边缘群体近距离相见，进而相知。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现象在中国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由南到北的滋蔓泛滥已逐渐形成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地下“性产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关注。“扫黄”力度不断加大，但至今屡禁不绝。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在对中国地下“性产业”的考察中，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运用社区考察的方法，通过重点对“后发外向型”的珠江三角洲B镇、“路边伴生型”的华南腹地某开发区、“本地偶发型”的湘黔交界某金矿区的地下“性产业”的综合考察解释和分析了卖淫嫖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