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
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秋园，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 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