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会使我们富有，却会使我们自由
最经典的哲学入门读物，让深奥的哲学立刻生动起来
出版第一年连续再版22次，迅速译成18种语言，掀起全球哲学热潮
杜兰特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博闻强识，能将过去与当下融会贯通。也因此，他又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杜威
《哲学的故事》在普及哲学上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的地方朗朗上口，令人想大声读出来！ ——威尔•罗杰斯（美国作家，社会评论家）
《哲学的故事》或许还可以叫“哲学之美”，因为威尔•杜兰特对所有的思想赋予一种同等的爱和理解、批评和吸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写哲学史，而且让我们随同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在思想领域一起探索进步。 —— 《星期六评论》
苏格拉底服毒、柏拉图逃亡、亚里士多德被流放，为了真理师徒三人前仆后继；培根立遗嘱托付“把灵魂送给上帝；把躯体留给泥土；把名字留给后世”； 伏尔泰和卢梭两人合伙“击垮了法国”……
威尔•杜兰特以苏格拉底的谦逊、伏尔泰的洞察力和恒心、罗素的冷静，用生动幽默的文笔，将哲学思想融合于血肉之躯，记述了从苏格拉底到约翰•杜威等有史以来的主要哲学家，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趣的方法读懂漫长的哲学发展和艰深的哲学精髓。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本书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酝酿二十年，三易其稿。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小说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汉嘉，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汉嘉最终将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

★ “中文世界公共写作的典范”
★ 一本在剧变时代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的思想指南。
★ 作为以政治哲学教授的身份介入国内火爆综艺《奇葩说》的学者，刘擎老师让哲学走下神坛，用真正人性的智慧和学者的温柔圈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马东、蔡康永、李诞、宋丹丹、杨幂、一众辩手，以及数千万观众。
★ 知名学者+《奇葩说》导师刘擎教授解读现代思想，呈现观念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在风险与意外交织的年代重建现代人对未来的想象。蔡康永、李诞、刘瑜、施展、李筠诚挚推荐！
★ 这本书搭建与多元价值对话的桥梁，理解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为焦虑的现代人拨开观念的迷雾，打开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反思现代人的精神道德困境，重获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感。
★ 从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所身处的世界，如何接触生活的更多可能、开垦属于自己的领地，打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感，重获崭新的“自我理解”。
【内容简介】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传承与外来文化的横向互动中，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背景下，刘擎教授通过发人深省的文字启发我们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思考“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如何理解和应对困境”等诸多问题。
这部作品兼具敏锐的历史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刘擎教授结合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思想的演进，以求大众在面对这个时代时，能够辨析问题与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重建对未来的想象。
【名人推荐】
我们常常放弃自己，想要蒙混度日；但刘擎教授不想放弃我们，他希望我们醒来。这就是他的热情、他的可爱、他的理直气壮。知道他在乎我们，谁还能把脸转开呢？
——蔡康永
刘擎老师就是那种不认同你的观点，也愿意与你诚恳讨论的人。他的观点我也很多不认同，或者干脆没看懂，但觉得都该认真对待，都该看看，因为这位赤子的气质让你只能信赖。
——李诞
刘擎可能是最配得上“娓娓道来”这个词的学者，他的语言干净而准确，讲道理善于以退为进，他总在追问最重大的问题，但并不急于找到答案，而是引领着读者探寻沿途层峦叠嶂的风景。
——刘瑜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相信身处当下动荡多变、思想激辩时代的年轻人面对这一问题，多少会有迷茫与彷徨。刘擎老师在这本书里，将高远的哲学观念与世界真实状况的联系展示给大家。如果你对时代与自身有困惑，来跟随他做一次思想的体操与观念的探险吧。
——施展
刘擎老师一直是中文世界公共写作的典范。他奇妙地把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清晰明快、亲切友好、情义满满地呈现给读者。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只有真诚的智识邀约。他约我们一起思考和讨论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议题，在清明的理智中携手走向未来。
——李筠

《斯通纳》讲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爱，认同，怜悯，志业，傲骨，信任与死亡。
一个勇者有过的失败不失意的人生：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美国，密苏里州。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 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在他生命的尽头，或许他可以坦然面对这个问题：你的一生，还要期望别的什么吗？
一部蕴含着真诚、激情与紧凑力量的小说，探究了历史洪流所忽视的人性之间的冲突、溃败与幸存，重新唤起思考每个个体独特存在的意义。作者约翰·威廉斯向世人展示了凡人中的勇者在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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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的写作就像被打磨光滑的橡木上反射出本色、持久的光泽。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不带一丝一毫悲喜的冷静洞察了生活本质的全部。《斯通纳》迟到五十年后畅销，是献给被亏欠的艺术一次迟来的正名。 ——《纽约客》
◆斯通纳活过，然后死去，如你我一样。他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就发生在你我面前，看似平淡。然而，写出这种“简单”却需要天才才能完成。读这本书是一本令人难过却又美妙的阅读体验。 ——《星期日泰晤士报》
◆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刻画了一个将追求智识当作对抗无意义的战争、拒绝与外部世界作廉价妥协的人的一生。它的意义或许不只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简直是一部几近完美的小说，机构精巧，语言优美，故事动人，展示着一种夺人心魄的完美。 ——《纽约时报》
◆一件文学的珍宝。 ——《明镜周刊》
◆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直击生活的真相，语言清澈优美。它是一部献给所有热爱文学之人的传奇。 ——伊恩·麦克尤恩
◆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既丰富又忧郁，记录着伤痛与失去的同时也留存了美好温柔的时刻。这本小说完美展现了小说艺术的要素，它的叙事节奏与情节构架均堪称完美无缺。这本小说像一条河流，冷静而又流畅的平静笔调裹挟着磅礴延绵的力量。 ——亚当·福尔兹

《人都是要死的》内容简介：中世纪时期，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并存着一百来个各自为政的小城邦，频年相互攻战，企图争雄称霸。城邦权力的建立依靠暴力和阴谋。君主们的生活骄奢淫逸，党同伐异，政权的更迭异常迅速。
公元一二七九年，雷蒙·福斯卡出身于卡尔莫那的一个贵族家庭。后来当上了该邦的君主。他努力振兴城邦，欲与当时强盛的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并驾齐驱。可是他感到人生须臾，无法在短短几十年的岁月中治理好一个国家。他盼望长生不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名老乞丐手里取得来自埃及的不死药，服下后以为从此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意大利各城邦争权夺利的结果，反而招致法国势力的入侵。
福斯卡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是相通的，要励精图治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掌握一个统一的宇宙。他不惜把卡尔莫那献给疆域庞大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自己充当皇帝的谋士。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四十年，不但没有如愿地建立依照基督教教义行事的世界帝国，反忙于镇压各地诸侯的兴起与叛乱。兵连祸结，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也分裂成新旧两派。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欧洲殖民者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贪得无厌，强占尽可能多的土地，使原来庞大昌盛的印加帝国、玛雅城镇、阿兹特克民族的家园只剩下一堆废墟。福斯卡看到这种情景心灰意懒，认为统一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分裂的人。一个人形成一个宇宙，他的内心是无法窥透的。一个人妄想为他人建立的幸福秩序，在他人眼里可能是一种灾难。在这些短暂、多若恒沙而又各不相干的心灵中，能不能找到可以共同依据作为真理的东西？他无法肯定。一个人唯一能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其结果则难以预测。除此以外，人不能有其他奢望。
尔后，福斯卡与法国探险家卡利埃勘探加拿大大草原；在法国度过一七八九年革命爆发前的启蒙时期；参加一八三〇年推翻波旁王朝的群众起义；目睹一八四八年席卷欧洲、使工人阶级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革命运动。在与普通人的接触中，福斯卡逐渐明白：人生虽然短促，谁都无法避免死亡，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潜伏着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生命过程中，一旦得到诱发和机遇，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时的胜利会成为日后失败的伏笔，一时的失败也可能是日后胜利的种子。从有限的人生来看，一切成就还是具体而微的，胜利来临而失败未至的时刻人总是征服者，不管未来如何是奈何他不得的。福斯卡又看到，有了这样的信念，值得人去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了实现这样的信念，又值得人去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命一代代往下传，使人始终有爱，有恨，有微笑，有眼泪，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内享誉至高的作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它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论述，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本书清晰地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而这一原则的实施，有赖于对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定和限制，这也正是本书最早的中译者严复先生将其译为“群己权界”的渊源所在，这种思考对每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以赛亚•伯林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与宽容社会的人，穆勒仍然是他们的立场的最清晰、最诚实与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穆勒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萨拜因
自由本身的价值激起他内心一股热流和激情，这是穆勒其他著作里没有见过的。这使《论自由》与弥尔顿的《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并成为捍卫自由的经典著作。
哈罗德•拉斯基
很少人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地坚持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像他那样热忱地追求着正义！与卢梭相比，他的情感之火似乎烧得苍白无力；但是卢梭的感染力深入人心之处，也正是穆勒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地方。和任何人一样，他高举着理性之灯，这盏灯由于他的存在而发出更加璀璨之光！
李 强
穆勒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心理学、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角度为当时已经达到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充沛的激情与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作出强有力的辩护。

Madness &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by Michel Foucault,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deas,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rt & literature relating to madness in Western history. It's an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of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as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A full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Madness,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6/2006. This was his 1st major book, written while Director of the Maison de France in Sweden.
This history begins in the Middle Ages, noting the social & physical exclusion of lepers. It argues that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leprosy, madness came to occupy this excluded position. The ship of fools in the 15th century is a literary version of one such exclusionary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sending mad people away in boats. Howeve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 common phenomenon because humans couldn't attain Divine Reason. As Cervantes' Don Quixote, all humans are weak to desires & dissimulation. Therefore, the insane, understood as those who had come too close to God's Reason, were accepted in the middle of society. It isn'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in a movement famously called the Great Confinement, that unreasonable people systematicall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mad came to be seen as having lost what made them human & become animalistic & treated as such. It isn't before 19th century that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n illness to be cured.
Foucault wasn't talking about medic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insane but about the creation of houses of confinement for social outsider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insane but also vagrants, the poor & orphans, & what effect those houses of confinement had on the insane & perceptions of madness in the West. He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confinement of social outcastes was a generally European phenomenon, it had a unique development in France & distinct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 England.
Foucault also argues that madn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ad the power to signify the limits of social order & to point to a deeper truth. This was silenced by Enlightened Reason. He also examines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tific &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the insane, notably at the hands of Philippe Pinel & Samuel Tuke. He claims these modern treatments were no less controlling than previous methods. Tuke's country retreat for the mad consisted of punishing them until they gave up their commitment to madness. Similarly, Pinel's treatment of the mad amounted to an extended aversion therapy, including such treatments as cold showers & straitjackets. This treatment amounted to repeated brutality until the pattern of judgment & punishment was internalized by the patient.

《源泉》的主人公洛克是一个诚实而坚强的建筑师，他志在启蒙社会，却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他的设计风格被社会视为异端，一度沦落到去采石厂当小工。他深爱的女人也处处和他作对，并与他的夙敌结了婚。最后，他答应无偿为政府设计经济实用房，但他的设计被政府主管部门任意修改，万般无奈之下，他抗起炸药包就把建到一半的楼炸回了砖头瓦砾。在法庭上，他也同样孤军奋战，为自己作为天才的原创行为（911份子大概还没出生呢）自辩：“创造是各己私事，是天赋权利，维护创造也是同等天赋个人的权利。”那个时候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概念还未曾为人们所认同。结果罗克被认定为“狂人”，并因此而无罪释放。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家，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对文体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理学名著
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艾里希·弗洛姆
“极其重要且令人深思的著作！”
—《纽约先驱报》
“极为精彩地分析了当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官能性病征。”
—《国家周刊》
“弗洛姆的思想值得所有关切人类处境及其未来者的高度重视。”
—《华盛顿邮报》
弗洛姆语录
自由是所有成长的基本前提。
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思想能成为……才能变为现实。
我们不能丧失现代民主所取得的任何基础成就，无论是最基本的代议制政府（即民选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还是《权力法案》赋予每位公民的所有权利。我们也不应该伤害下述这些新的民主原则：任何人不得挨饿，社会必须对所有成员负责，任何人不得因害怕失业和饥饿而臣服于他人或失去尊严。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洛姆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逃避自由》即是弗洛姆对两次大战之后社会政治现状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个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社会。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余遗力的传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可是一直没准备好
权威版本，全面修订2006年单行本译本，并增补卡尔维诺各作品自序、后记、注释等重要资料
知名设计师全新装帧，精装双封设计，书脊烫金，封面采用原创线条图，赋予每部作品文学个性
卡尔维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京都奖”获得者、“杰斐逊讲座”主讲人玛莎·C.纳斯鲍姆代表作品
●权威学者历时两年全面修订，新增三万字导读，只为精益求精
●知名学者查尔斯·泰勒、刘擎、周濂诚意推荐
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恶的侵袭？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黄金般的品质？纳斯鲍姆将带领 我们，探究善的真谛，洞察人性本质。
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本书令纳斯鲍姆一举成名，不仅为她在学术界获得无数称誉，也将她的影响力拓展到公共领域。
这是一部内容广博、发人深省的佳作……纳斯鲍姆在下笔之初便打算写一部野心之作，探讨的亦是最为根本且历久弥新的问题……与大多数哲学著作不同，本书有着上佳的阅读体验。它必将在不止一个领域掀起变革之风。
——查尔斯•泰勒（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誉教授）
兼具敏锐的问题意识、严谨的文本解读、深邃的哲学思考与才华横溢的写作技艺，这种罕见的综合品质是纳斯鲍姆学术风格的最佳体现。问世三十年以来，这部著作在西方思想史、哲学与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中获得了卓著的声誉，堪称当代经典。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在运气与正义、情感与理性、戏剧与哲学、古代与现代之间，有一条久已废弃的秘密通道，纳斯鲍姆从“善的脆弱性”入手，带领我们拾级而上、拨云见日，不仅走通了这条路，而且给我们重构了一个异常迷人的古希腊伦理世界。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突如其来的寂静笼罩了地球。这事实上比噪音更加可怕。有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生。
巨大的飞船一动不动地挂在空中，覆盖了地球上的每个国家。
在黯然退场之前，地球首先被改造成了最终极的声音重放器件，这是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伟大的播音系统。但伴之而来的不是演奏会，不是音乐，没有开场号曲，而仅仅是一条简短的信息。
“地球人，请注意了。”一个声音说，这声音堪称完美，仿佛来自四声道系统，完美得无懈可击，失真度低得能让勇敢的男人洒下眼泪。
“这里是银河超空间规划委员会。诸位无疑已经知道，银河系边远地区的开发规划要求建造一条穿过贵恒星系的超空间快速通道，令人遗憾的是，贵行星属于计划中预定毁灭的星球之一。毁灭过程将在略少于贵地球时间两分钟后开始。谢谢合作。”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奇葩说导师、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刘擎讲透西方思想史
◎马东、罗振宇、陈嘉映、施展等倾情推荐
◎邀请你穿越时空，与19位闪烁着光芒的思想家对话
◎来一次思想的碰撞、一场观念的探险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和公平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让你困惑的大小问题，过去也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头脑。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出阐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 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19位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在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旅行人信札》是陈嘉映教授的旅行随笔，是他1981年春游历时写给亲友的信。书中不但摹景状物，开出疏朗境界，又杂有作者于自然、人生的感悟，与草木山水相映成趣。不同于他学术文章的严谨，本书笔调清新明快，既描写了旅行沿途的景致，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有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思考和联想。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集四十年从事哲学思考与研究形成的最重要的哲学专著。全书共分九章，以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述了相关的全部哲学命题，各章包括“哲学之为穷理”，“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哲学语法”，“论理词与论理”，“感知与语言分析”，“亲知与观念”，“看法与论证”，“普遍性：同与通”，“事情本身与事实”等。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源出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以分析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达至问道穷理的目的。陈嘉映教授初入以德国理性主义传统下海德格尔研究入手，从而将西方二十世纪现象学潮流与分析哲学的深入研究紧密无间地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说体系。该书作者首先以“哲学何为”入手，说“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从一个道理追向另一个道理，谓之穷理。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而穷理，在陈嘉映教授看来，就是一个在一定的哲学语法下对感知和语言进行分析的过程。这一分析在其发展中必会涉及亲身感知与观念形成的问题，进而，陈嘉映教授又探讨这一体系在论证等重大哲学命题。本书论证之深度和论理之严谨使其成为国内近三十年来少见之重要哲学著述，必将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