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别从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商业空间三个空间维度的细致描述，展示东北地区男同性恋群体在历史、地理、婚姻、家庭、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方面的全景生活。

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的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如何做田野笔记》系美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等撰写的一部有关人类学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作田野笔记。此书结集的数位人类学家的经验谈，对此项工作作了详尽、清晰的阐述，也是该学科基础方法的指导之作。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鼻塞、腹痛、关节疼痛，这些对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
疾痛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给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难。腰酸背痛使我们分神，影响工作效率；头痛会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下降；而有些疾病引发的性无能，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
对一位单身母亲而言，高血压不仅意味着要少吃盐，还跟女儿的失学和早孕有关；而作为一位弱势群体的成员，社会的歧视、不公以及孤立，或许才是其身体持续疼痛的根源。长期紧张的父子关系，导致病患的双腿突然麻痹瘫痪；而换一个压力不那么大的工作环境，也会使一度恶化的哮喘慢慢痊愈。
然而，在大多数医生眼中，疾病才是问题所在。现代医疗系统，将我们鲜活的疾痛经验，解释为一种生物结构或是生理功能的变异，仅仅与身体有关。
对此，哈佛精神病医师与人类学家克莱曼博士，从其20年来的临床治疗和数百个真实病案中发现，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讲述这些疾痛故事，不但对于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有着极大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医患关系和人性化的医疗体系改革，意义深远。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学术背景，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与文化、经济学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在中国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探讨了一般的理论问题，并且对于后来者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建议。尽管《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但是，却能对处理田野工作中常见的棘手问题给以有益的帮助。

Deep China investigates the emotional and moral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they adjust to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ity. Sharing a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psychiatry perspective, Arthur Kleinman, Yunxiang Yan, Jing Jun, Sing Lee, Everett Zhang, Pan Tianshu, Wu Fei, and Guo Jinhua delve into intimate and sometimes hidden areas of personal life and social practice to observe and narrate the drama of Chinese individualization. The essays explore the remaking of the moral person during China’s prof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nraveling the shifting practices and struggles of contemporary life.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ISBN：9787301151020，作者：（美）菲利普·布儒瓦 著，焦小婷 译

《洁净与危险》对于诸多领域里的重要论争一直影响巨大；从宗教到社会理论。但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为每位读者理解人们为何行其所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部Routledge经典版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一篇前言，评估了这部作品35年来持续保持其意义的原因，从而保障了《洁净与危险》在新千年继续对人类的思想提出挑战和质疑。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罗伯特·赫尔兹的代表作《死亡与右手》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是从事仪式研究和两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死亡与右手》是象征人类学早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由两篇独立的论文构成。在第一篇《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对于集体意识来说，死亡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将死者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实现他从可见的生者世界向不可见的死者世界的过渡。与死者的停尸期相对应的是其在世间的亲属们的服丧期，其间，死者状态的改变对应着生者状态的改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死亡在人们的内心构成了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的痛苦过程。在第二篇《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一文中，作者通过对集体表象的比较研究证明，右手之优越于左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人类机体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右手与左手的二元对立，是原始思维中固有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的一个特例和结果。

本书系“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袖珍经典”中的一种。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

本书所讲座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是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宗教。有关该教的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学界一直在深入探讨。
本书所调查的伊朗西南亚兹德和克尔曼两个飘荡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就是这个古老宗教在当代伊朗的遗存。生存于伊朗本土的这批教徒，在博伊斯教授之前，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多少关注。他们的宗教生活，学界并不了解。本书所展现的这两个村落的民俗和信仰，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历过伊斯兰教的强力压迫，在穆斯林的重重包围下，幸存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群体的现实面貌。这个群体与巴斯人不同，后者所过的是一种未受强力改造，但却是适应印度环境的传统宗教生活。这两个现代群体的信仰及其宗教生活，都源自萨珊帝国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
本书讨论的是现代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但对于国人认识古代祆教，不失为一面参照的镜子。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就本书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其权威性自然不容怀疑。因此，倘若我们要倡导历史人类学的话，本书似也可作为一本样板著作，供我们阅读效法。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本书对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具有穿透力。这本强力著作不仅属于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先锋之作，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消除人类不幸与苦难的深切关注和担当。所有致力于改善健康照顾系统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Joan M. Anderson, Current Anthropology
“此书堪称医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期盼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Richard Shwed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一本视野宽广、发人深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Roy Por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跨文化精神医学具有重要贡献。”
——Paul Chodoff, M.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书的田野研究写作精美，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断被其描述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那些重要时刻所吸引。作者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Jonathan Spence, Yale University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最好的研究。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本书在对以生物医学为典型代表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疾病观的批驳中，在对数种医学人类学研究取向的斟酌中，作者倡导一种与批判理论保持紧密关系的解释或曰意义中心取向，并尤其说明了将病患作为嵌于地方道德世界、政治关系、时间之流等等中的“审美对象”予以解读的理论潜力。

【内容简介】
写给容易上瘾、关注瘾品，对瘾品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早起喝一杯咖啡，疲倦时点一支烟，聚会时来一瓶可乐，你对这些习惯上瘾吗？
酒精、烟草、咖啡因、鸦片、大麻、古柯叶，瘾品已经深深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本书综合了心理、药物、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研究，详细介绍所有能让人类成瘾的物品，以及瘾品背后的经济、文化和战争。瘾品在历史上的力量有多大？它们为何有合法与违禁之分？是什么力量将瘾品的流行推动为规模庞大、模式各异的商品贸易？作者从瘾品的功能用途到它们的发现，到全球贸易的流通和经济政策，全面介绍精神瘾品的文化，追踪出大众化瘾品进入全球贸易主流的来龙去脉，内容有趣，视野广博，令人眼界大开。毫无疑问，它是一本关于瘾品文化史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横跨世界史与药物史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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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瘾品，你知道吗？
瘾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医学研究证明，服用让人上瘾的东西都会侵蚀人大脑的判断机能，所以烟鬼和酒鬼十有八九都喜欢撒谎，不光是心理问题，还有一定程度的生理原因。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 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歷經十年、長達二十個月的田野調查
一位年輕女性人類學者，勇敢跨入海洛因與愛滋病蔓延的偏遠山區
紀錄涼山諾蘇族兄弟在現代化浪潮中，輝煌又慘烈的青春探險
見證了現代與傳統、全球與在地、生命與死亡的交織辯證

当代中国社会从未停止变化，新近在诸多方面的激进变动更是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个体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转型性的变革。
个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公共领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化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个体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对于当代的中国青年而言，个人幸福和个体自我的实现无疑成为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那么，如何理解正在崛起的个体、及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像西方社会一样，正在经历一种个体化的进程？
作为一项持续数年的实证合作研究，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在中国，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发展不仅决定了私人领域、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也决定了经济的组织方式和灵活的就业，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也从不同的角度表明，这一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它并非是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单纯复制。
因此，所有想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基本构成——包括其两面性、偶然性和矛盾性等——的读者，都必须读一读此书。

Since the 1990s China has s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en seeking treatment for impotence. Everett Yuehong Zhang argues in The Impotence Epidemic that this trend represents changing public attitudes about sexuality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China. In this ethnography he shifts discussions of impotence as a purely neurovascular phenomenon to a social one. Zhang contextualizes impotence within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by recent economic reform an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desires in post-Maoist China.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350 men and their partners from Beijing and Chengdu, and concerned with de-mystifying and de-stigmatizing impotence, Zhang suggests that the impotence epidemic represents not just trauma and suffering, but also a contagion of individualized desire and an affirmation for living a full life. For Zhang, studying male impotence in China is one way to comprehend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