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意志》為巴西國家愛滋政策之民族誌研究，作者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教授João Biehl透過巴西政經結構的宏觀分析，以及微觀的田野觀察與相關當事人的個別訪談，深入探討在國家愛滋政策與醫護結構中，國際藥廠、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公衛專家、社運分子等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愛滋受害者不同的生存處境，特別是在受到國際讚譽的巴西國家愛滋政策中，仍有許多社會邊緣的人們──窮人、藥癮者、同性戀、遊民──持續遭受汙名，為了在不穩固的照護體制中取得愛滋藥物資源，他們必須打造新的主體；這些在Biehl筆下「被遺棄的愛滋患者的困境與獨特性」，透過攝影師Torben Eskerod鏡頭下令人難以忘懷的影像更加凸顯出來。
Biehl指出，一個國家的愛滋政策，是由地方、全國及全球各方勢力與利益競合互動後的產物，研究者在對此動態網絡中的政治、經濟、官方與民間各方的互動張力進行細緻的討論的同時，也要對全球化的愛滋藥物試驗中潛在的「風險傾銷」，以及醫藥化的情形如何影響公共衛生預算與各種照護概念持續進行評估。
「如果我們謹記著這些相互關聯的面向——積極主義與政治經濟、藥物與公共衛生、人口與個體、醫學與主體——我們便可以就緊急時刻中持續改變的政治文化與倫理，組織一個更有效的討論；《求生意志》一書，正好是這種討論的一部分。我描繪那些導致治理與個人特質的醫藥形式的軌跡，同時，我也嘗試打開空間，讓那些在官方資料、政策決策與報告中正在消失的人們得以現身。」（Bieh，2015，頁48-49）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在本书中，作者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原始人的思维和人类学家们所研究的图腾制度。他通过对各个人类学家对图腾制度的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和借鉴来阐述二元心智结构。本书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伊森·沃特斯享誉心理学界的非虚构著作。他以一个心理学记者的独特视角, 通过采访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心理疾病案例，生动展现了关于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在不同文化中的“地貌”，强有力地说明了美国的心理学范式是如何在其医药商业利益驱动下输出全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本土心理疾病的现象。
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已经在源源不断地以全球工业化的方式输出他们自己的心理疾病定义和治疗方法。由此, 美国的心理学在不知不觉中将全世界如何"疯狂"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 越来越同质化。

爱弥尔·涂尔干是与马克思和韦伯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之一。本书援用了大量人类学材料，从图腾制度出发讨论了宗教生活之构成的基本原理及命题，堪称涂尔干所有作品中最精湛的作品，也是最能代表其社会思想取向的文献。此外，本书还反映了涂尔干晚年思想的主要转向，即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道德个体主义的理论企图，其中的若干章节被认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范本。

本书是人类学名著。作者从圣经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洁净”与“肮脏”的理解入手，利用象征分析手法剖析人类的思维特点，并关注象征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在各社会文化系统中，洁净与污秽是属于更大的分类系统中的一部分。污秽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违背，而污秽意味着危险，危险就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惧。而脏（危险）的清除，即禁忌的产生、仪式的举行、犯罪的惩罚，是重新确立原有秩序、维系社会规范的手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
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

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本书诚实但又不失风趣地记录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拍案叫绝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透过幽默的笔调，读者看到了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如何调整他的学术成见，以及田野工作上的琐事如何影响后来研究结果、研究的盲点与反思。因此不管是严肃的读者、无聊地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巴利这本书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China's massiv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ecent decades has generated alarming incidences of mental disorder affecting over on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his timely book provides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in China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y,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cial practice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book offers a critical study of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practices of Chinese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highlighting the embodied, holistic, heart-based approach to mental health. Drawing together voices from her own research and a broad range of theory, Jie Yang addresses the mental health of a diverse array of people, including members of China's elite, the middle class and underprivileged groups. Sh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igns psychology with the imperatives and interests of state and market, mobilizing concepts of mental illness to resolve social, mo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sorders while legitimating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par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are and permissive empathy.
This thoughtful analysis will appeal to those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terested in well-being in China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ety, politics,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Karen Fields has given us a splendid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st work of sociology ever written, one we will not be embarrassed to assign to our students. In addition she has written a brilliant and profound introduc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is an occasion for general celebration, for a veritabl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 Robert N. Bellah "Co-author of "Habits of the Heart, " and editor of "Emile Durkheim on Morality and Society" "This superb new translation finally allows non-French speaking American readers fully to appreciate Durkheim's genius. It is a labor of love for which all scholars must be grateful." --Lewis A. Coser

In this influential work,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3, Durkheim and Mauss claim that the individual mind is capable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ey seek the origin of the 'classificatory function' i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n intensive examination of forms and principles of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reported from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the Zuni and traditional China, they try to establish a form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cial and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From this they argue that the mode of classifi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form of society and that the notions of space, time, hierarchy, number, class and other such cognitive categories are products of society. Dr Needham's introduction assesses the validity of Durkhiem and Mauss's argument, traces its continued influence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indicates its analytical value for future research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