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13,500座岛屿组成，住着360个族群，说看719种语言。它不仅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是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国家。印尼长年饱受殖民剥削与冲突战争蹂躏，拥有复杂的殖民经验与艰辛的现代化历程，加上其地理特征所导致的多种族、 多语言、多宗教的特性，要理解它殊为困难。伊丽莎白·皮萨尼曾先后以驻外记者和艾滋病流行病学家的身份周游印尼诸岛，深入观察和理解这个神秘多变、处于现代与传统的奇妙交汇处的国度，并深入剖析印尼近代史、政治制度、种族宗教认同、僵化官僚体制，以及传统的“黏稠”文化，将游历中所见所闻的零星片段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印尼画像。

(Sub)Urban Sexscapes brings together a collection of theoretically-informed and empirically rich case studies from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nd emerging scholars highlighting the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ies and regulation of the commercial sex industry. Contributions in this edited volume examine the spatial and regulatory contours of the sex industry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urban planning, urban geography, urban sociology, and,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Australia, the UK, US and North Africa. In overall terms, (Sub)urban Sexscapes highlights the mainstreaming of commercial sex premises—sex shops, brothels, strip clubs and queer spaces—and products—sex toys, erotic literature and pornography—now being commonplace in night time economy spaces, the high street, suburban shopping centres and the home. In addition, the aesthetics of commercial and alternative sexual practices—BDSM and pornography—permeate the (sub)urban landscape via billboard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elevision, music videos and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sex, sexuality and commercialized sex, in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our cities cannot be ignored. In short, there is a need for policy-makers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e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presence of the sex industry. Ultimately, the regulation of the sex industry should be informed by evidence as opposed to moral panics.

This book provides a definitive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life in Chin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utline the most significant critical,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s in our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Each chapter includes reviews and appraisals of past and curr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barks o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relating to Marxist, feminist, post-structural, post-colonial and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 The book provides an in-depth insight into urban change and considers in what ways theoretical engagement with Chinese cities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urbanism’. Chapters explore how new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patial, emotional, embodied and affective practices add valu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life in, and beyond, China. Chinese Urbanism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which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alike working in geography, urban studies, Asian studies, economics, political studies and beyond.

How do social relations, or guanxi, matter in China today and how can this distinctive form of personal connection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Guanxi: How China Works, Yanjie Bian analyzes the forms, dynamics, and impacts of guanxi relations in reform-era China, and shows them to be a crucial part of the puzzle of how Chinese society operates. Rich in original studies and insightful analyses, this concise book offers a critical synthesis of guanxi research, including its empirical controversie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Bian skillfully illustrate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guanxi in diverse areas such as personal network building, 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s, informal business relationships, and the broader political sphere, highlighting guanxi’s central value in China's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A definitive statement on the topic from a top authority on the sociology of guanxi, this book is an excellent classroom introduction for courses on China, a useful reference for guanxi researchers, and ide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A distinguished psychiatrist from Martinique who took part in the Alger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Frantz Fano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sts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colonialism, and racial difference in history. Fanon's masterwork is a classic alongside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or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and it is now available in a new translation that updates its languag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reader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is a brilliant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colonized and their path to liberation. Bearing singular insight into the rage and frustration of colonized peoples, and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effecting historical change, the book incisively attacks the twin perils of post independence colonial politics: the disenfranchisement of the masses by the elites on the one hand, and intertribal and interfaith animosities on the other. Fanon's analysis, a veritable handbook of social reorganization for leaders of emerging nations, has been reflected all too clearly in the corruption and violence that has plagued present-day Africa.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civil rights, anticolonialism,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is bold new translation by Richard Philcox reaffirms it as a landmark.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对性别议题的探讨 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揭示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 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 ◎ 编辑推荐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女性与权力》收录了比尔德两篇关于女性与权力的演 讲稿。在这两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情境中挑选了一些案例，来解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文化中被构建的，并指明权力的定义本身就已经将女性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政治、商业领域中成功的女性被视为女强人，她们在无意或有意地扮演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同时又排斥这种扮演。除了这少数精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她们的声音总被忽略，社会对她们的容错率也更低。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并质问目前围绕权力的文化架构，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引发人们的反思。 ◎ 内容简介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其睿智的头脑和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揭示有权势的女性是如何为历史所对待的。她选取了自古典世界直至今日的众多案例，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并将讨论引向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社会文化对女性与权力之关系的预设，以及少数“成功”女性拒绝将自己嵌入男性模板中的努力。 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 媒体推荐 眼光犀利且机智幽默，这个自封的“吵吵嚷嚷的女人”证明了公共言说不再只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愿她拥有更多的力量。 —— 劳拉·加梅森，《金融时报》 来自一位热诚女性主义者的衷心呼喊，“敢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女性应真正被聆听，这一完全合情合理的吁求提得对极了。 —— 《科克斯评论》 特别让人开眼…… 解释了“厌女症”的机制及它为何如此富有活力。 —— 艾莉芙·夏法克 一份耀眼而有力的宣言。 ——《纽约时报》 清晰，料足，颇具颠覆性且机智幽默。 ——《旧金山纪事报》

蔚蓝星球上的阴暗地带 现代社会中的畸形角落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记录了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他们只能生活在危险的山坡上、污水横流的河滩旁、毒气漫天的垃圾场附近。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北京，极度贫穷的城市社区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 本书作者迈克•戴维斯提醒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并非都市未来主义者们所幻想的“光明城市”。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已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那些埋藏在巨型贫民窟中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像火山一样在某天突然爆发？ 【名人推荐】 如果贫民窟不再异常不再例外，而根本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部面貌呢？这时还有谁来为它写下最后的挽歌？这正是迈克•戴维斯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里为我们描画的一幅全新的都市图景。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 迈克•戴维斯将标志现代社会的噩梦般大规模出现的贫民窟进行了量化。带着一种冷静的愤慨心情，戴维斯认为，贫民窟成几何级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就像一个多世纪前雅各布•里斯、艾达•塔贝尔及林肯•史蒂芬斯的作品一样，这一灼烈的控诉强烈而清晰地表明了我们城市所蒙受的耻辱。 ——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美国著名建筑师 【媒体推荐】 最好的末日启示录。 ——《卫报》 迈克•戴维斯是城市地理学界的雷蒙•钱德勒……书中描述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悲剧。 ——《独立报》 书中的惊人事实如同给我们的迎头一棒……一本令人心碎的书。 ——《金融时报》 戴维斯的的文字流露出的是一股献身的热情，甚至是一种接近救世主般的情感。 ——《乡村之声》

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第一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社会学经典文库”《中国人行动的逻辑》2017修订新版，中国人特有心理与行动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来临前的“史前史”，解读“名实分离”的中国人。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根植于中国本土视角，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参照系，对中国人的表与里、心理机制与行动逻辑，及所处的中国社会具体阶段与文化脉络，进行了方法论、概念以及经验和理论的探讨。尤其注重对中国人的行动策略同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情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力图从中国人日常而真实、现实而具体的层面上建构起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理论框架。 本书自2001年初版以来，中国社会与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对中国人心理与行动的研究应“尽可能在变中看到不变的部分，至少是难变的部分”，勘其脉络与底色，可由此作为当下与未来研究的基础。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Charles Taylor 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and moral theory, particularly to debates about identity formation, multiculturalism, secularism, and modernity. In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Taylor continues his recent reflections on the theme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modernities, Taylor sets out his idea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a given people imagine their collective social life.Re-tell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odernity, Taylo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tinct social imaginary. Animated by the idea of a moral order based on the mutual benefit of equal participants, the Western social imaginary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key cultural forms -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phere, and self-governance. Taylor's account of these cultural formations provide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how to read the specifics of Western modernity: how we came to imagine society primarily as an economy for exchanging goods and services to promote mutual prosperity, how we began to imagine the public sphere as a metaphorical place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among strangers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and how we invented the idea of a self-governing people capable of secular "founding" acts without recourse to transcendent principles.Accessible in length and style,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offers a clear and concis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life in the West and the different forms modernity has taken around the world.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90, Gender Troub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works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and an essential work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gender, queer theory, or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ulture. This is the text where Judith Butler began to advance the ideas that would go on to take life as "performativity theory," as well as some of the first articula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for subversive gender practices, and she writes in her preface to th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leased in 1999 that one point of Gender Trouble was "not to prescribe a new gendered way of life [...] but to open up the field of possibility for gender [...]" Widely taught, and widely debated, Gender Trouble continues to offer a powerful critique of heteronormativity and of the function of gender in the modern world.

四十堂关于爱情的必修课，社会学家、学者李银河为你讲透爱情、婚姻与性的本质。 本书是李银河四十年来婚姻、家庭与性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是作者对毕生的研究积累和感悟做的一次系统的总结。 书中透彻地探讨了爱情与性、择偶标准、婚外情、性少数群体、生育观念、性教育、女性独立等话题。从柏拉图之恋到更加多元化的性取向，从个人愿望与习俗规范之间的冲突，到感情的流动性和婚姻的固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通过讲述中外婚姻制度、爱情观念、性观念变迁的来龙去脉和变化趋势，一窥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情爱方式，拓宽了看待两性关系的视野，并且对于当今中国人所面临的婚姻、爱情与性的现实困境，以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了极为详细的观察和解读。 这里没有艰涩的学术理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个案，以及作者传奇的爱情经历，帮助你破解现实中的困惑，更透彻地了解爱情和两性问题，走出认识误区，突破人生格局，获得更加幸福的人生。

1万年前的欧洲人就是金发碧眼吗？ 印度几千年的种姓制度造就了怎样的结果？ 人类是起源于非洲还是世界各地分别演化出来的？ 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真的被我们的祖先完全消灭了吗？ 你知道有很多“幽灵人群”活在我们的DNA里吗？ 传统的考古学、语言学构建的人类演化史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幸好，这已经成为过去时。古人类DNA测序正在掀起一场革命，重新谱写一曲50万年的人类迁徙演化之歌。 大卫·赖克从古人类遗骨中提取DNA，从基因层面还原了人类祖先的面貌。原来，我们的先祖在地球上已经上演了几百万年的“权力的游戏”：在任何一片大陆上，人群都经历了多次毁灭与更迭；所有当代人的祖先都拥有一段复杂难辨的混血史，没有人是“纯种”；千百万年来的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在我们每个人的DNA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面对DNA序列分析这种最先进可靠的技术，我们以前所以为的所有关于人类演变的知识，凡是跟这本书所代表的当前科学理解不一样的，都只能改写。因此，这场革命给了两个问题迄今最为清晰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 你所知道的关于人类祖先的一切几乎都错了！ 使用化石、文物来研究人类演化史的传统手段已经落伍了。2009年以来，从古人类遗骸中提取的全基因组DNA数据开始大展身手，破天荒地对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挑战，甚至开始解决这些领域之间的矛盾之处。这场“古DNA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 ● 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科学进入历史领域的里程碑。 本书作者大卫·赖克是古人类DNA领域的世界级领跑者，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2013年到2018年，赖克的古DNA实验室生产了7 000多份古人类全基因组数据，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古DNA革命的领头人，他义不容辞花费3年写出了《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本领域奠基之作，以古DNA这个非凡的视角，向读者提供了一幅人类历史的清晰画卷。 ● 这是一本给全人类的寻根指南，一部人类祖先的疯狂混血史。 “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惠特曼的诗歌告诉了我们小中蕴大的道理：一个人的基因组内能记录众多祖先的历史，一个人的身上能承载一个人群的过去。大卫·赖克从当代人和古人DNA中挖掘信息，描绘了一幅数十万年的人类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宏大地图。他厘清了欧洲人、印度人、东亚人、美洲人、非洲人的历史变迁，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类大家庭根本不是一棵枝干分明的树，而是一张疯狂混血的网。 ● 这是一枚重塑种族、性别观念的重磅炸弹。 面对在美国极具争议的种族问题，大卫·赖克勇敢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科学立场。他抛弃了传统的“种族”概念，转而使用“血统”话语，并坦诚科学证实人群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他还在DNA中发现了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的显著证据。面对这些事实，赖克反对人类坦然接受镌刻在DNA里的不平等，而是用他的“勇敢、慈悲和高度个人化的情感高潮“感召我们反抗人性之恶、成为更好的人。 ● 有人写出了一本你梦寐以求的书是什么体验？ 《人类起源的故事》是多学科交叉的，既有自然科学的实证，又有人文社科的情怀，既重视知识的传播，又兼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有20幅精美的人类迁徙路线图，完美概括了科学界的最新成果。这本书一面世，就受到了一众科学、文化、科普、历史大咖的强烈推荐——《三体》作者刘慈欣评价大卫·赖克是“讲故事的高手”；著名科学家杨焕明、付巧妹、王传超为本书的科学理性、严谨认真做保证；科普高手万维钢、河森堡、小庄为之“着迷”；文化思想界大咖严锋、刘擎、土摩托受其“感召”；世界著名科普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悉达多·穆克吉、丹尼尔·利伯曼、塔勒布联袂推荐，赞不绝口！ ● 湛庐文化出品。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 Holocaust, the main theme of this work is the demonstration that the Holocaust has to be understood as deeply involved with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 neither a single event nor a simple outpouring of barbarism. The author discusses what sociology can teach us about the Holocaust, but more particularly concentrates upon the lesson which the Holocaust has for sociology. There are two ways, he points out, in whi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locaust can be side-steppe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One way is to present the Holocaust as something which happened to the Jews, as an event in Jewish history. A second way is to regard the Holocaust as representing loathsome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hich the progress of modernity will increasingly overcome. Neither of these views stand up to scrutin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这个行业真的适合我吗？” “保持现状似乎就是在走下坡路……” “选择越来越少，我还能做什么？”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终身雇用制和论资排辈的时代走向终结，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双向选择带来的是自由，也是压力。这一时期之后进入职场的日本年轻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曾经，找到一份工作就意味着稳定的人生；如今，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跳槽，创业，出国深造……三十岁上下， 换跑道似乎还不太迟。年轻人以不断改变对抗不安，在职场中漂流不定，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可究竟如何改变，该漂向何方？ 8位日本年轻人的职场故事 8场“迷惘一代”的生命漂流 向感叹“不懂年轻人”的经营者，以及教育学界的诸位推荐这本书。《工作漂流》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失落的一代所经历的“工作现场的现实”。 ——中原淳（东京大学副教授） 读完之后，深感沉闷。……有人会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懒散。但是，在我国的未来景象和经济状态尚不明朗的现在，这些年轻人已察觉到了切肤的危机感，这种感受为现下许多人所共有，超越年龄和就业问题，并不是能随意抛在一边的“他人之事”。 ——四之原恒宪（《朝日新闻》记者，原朝日新闻社编辑委员）

This classic soc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art as collective action explores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of suppliers, performers, dealers, critics, and consumers who - along with the artist - "produce" a work of art. Howard S. Becker looks at the conventions essential to this operation and, prospectively, at the extent to which art is shaped by this collective activity. The book is thoroughly illustrated and updated with a new dialogue between Becker and eminent French sociologist Alain Pessin about the extended social system in which art is created, and with a new preface in which 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own process in creating this influentia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