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传播学领域里的一本名著，在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经过数千次电话调查，搜集了无数各种各样的谣言分析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人们只有掌握了谣言的规律，才能找出控制它或者反击它的办法。作者充分运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生动地论述了谣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作者搜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种种谣言，阐述了他们的起源和流传路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们、人们是如何利用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还分析了谣言在明星制度、政治、金融、商业行为中的作用，不仅着眼于谣言本身，更对谣言背后所附带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名著，以及另一部考察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变革。 在这部新作中，阎云翔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政府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抑或，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以此让个体化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梳理。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的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和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本选题全称《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旨在通过访谈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40位华人社会学家——例如苏国勋、周晓虹、边燕杰、赵鼎新、周雪光、林南、谢宇、叶启正等人，探索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对中国社会变迁及改革开放的认识等。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本选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整体提高的最好证实，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年轻一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社会学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赫伯特·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 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 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建筑，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物质上，建筑满足了人类的现实功能需求，为人类遮风挡雨，提供庇护所；在精神层面上，建筑创造出特定的空间，影响人的本能心理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由此建筑也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建筑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被誉为“石头的史书”。从古至今，在所有文明中，建筑无不被视 为表现人类力量的永久纪念物，在金字塔、神庙、教堂、宫殿等留存至今的著名建筑中，不仅蕴含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征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寻求自身存在意义的漫漫征程。 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建筑，我们知道如何根据建筑细节判断建筑类型，我们了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建筑变革，却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建筑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建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建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 目录 致中国读者 译者序 1 我们为何而建 2　觐见元首的长路 3 石头的史书 4　创建国家 5　混乱时代的身份 6　大理石的风采 7 无羁的自负 8　总统图书馆 9　水晶教堂 10　文化的功能 11　高楼症候群 12　无情的现实

想要了解女性的复杂而奇妙的内在世界，或许没有比心理学更好的视角了。 女性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哪些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当女性扮演学生、员工、女友、闺蜜、母亲、女儿等不同角色时，女性内心有什么样的情绪、冲突、自我怀疑与牵绊？性格、经历、情绪、观念、评判、他人与环境，如何影响一个女性做出对人生的关键选择？对自己有着不同定位的女性的处事方式和心理特征分别是怎样的？女性有哪些局限与弱点，又有哪些超越男性的素质与能力？ 本书从社会发展带来的女性角色变化、社会文化背景、存在主义哲学等角度出发，对女性一生中的关键时期将要面对的选择及挑战做出了深度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下女性的处境与内在成长的真相。 事实上，只有当女性不再强调自己是女性，并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心理学研究表明：男人通常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女性则通常会低估。 在这个女性拥有更多对职业、婚姻、身体、人生选择权的时代，女性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有哪些情绪、冲突、自我怀疑与牵绊，有哪些超越男性的素质与能力。

★ 美国社会学会2013年度“亚洲研究最佳著作奖” ★ 社会研究协会2012年度“全球化研究最佳著作奖” ★ “玛丽·道格拉斯图书奖”提名 ================================================ 作者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政治。书中提出的“文化多重互动模型”，对市场起源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文化解释，呈现了作为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和作为工具箱的文化的精彩交互。本书同样面对学术圈外的读者，包括人寿保险公司、经理和代理人，计划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想要拓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以及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读者。 ================================================ 学者推荐: ============================================== 陈纯菁教授的这部著作始于田野（field work），却又超越了田野（field site），为我们精湛呈现了中国寿险市场上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经济理性的碰撞交织、全球化与本土化力量的纵横博弈、历史形塑的当下现状与未来趋势之间的内在关联，堪称新兴市场形成史的一幅优美画卷，也为我们如何进行中西学界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 ——符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可以有把握地说，《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中译本的出版会给中国社会学，尤其给初创期的中国文化社会学，带来一缕清风。作者用其扎实而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简洁规范的行文方式，探讨了中国人寿保险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作用。这一基于“工具箱”视角的经验发现，拓展了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也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特征注入了不少新解。同时，作为一本精良的社会学定性研究范本，相信在研究生及学者中一定能寻获知音、捕获佳碑。 ——周怡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陈纯菁这部精彩的民族志研究，把文化与经济是否具有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精辟地剖析了与国际营销模式不兼容的中国本土文化（“死亡话题禁忌”）如何形塑了新营销模式的过程。《生老病死的生意》是一部富有理论创见的著作，选题新颖，资料详实，论证严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量级贡献。我相信，这将成为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 ——王宁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本书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论文集．这些精选出来的论文从不同的哲学观和不同的学科视角展现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最新思潮，涉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学，种族、族裔和妇女的问题，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性的研究等。在理解这些观点对西方女权主义者的重要性之上，读者可以思考它们在中国的诺境下将如何发挥作用，并思考这些观点将如何帮助我们看待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定义老问题。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伯林传》作者叶礼庭成名作 ◆实地走访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亲历民族纷争的最前线，勾勒“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地图 ◆当我们需要满足自己的安全与归属需求时，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抵达路径吗？ ··· 【内容简介】 当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女战士瞄准敌人，魁北克的民众正举行另一次独立游行；当波黑妇女在战争死难者坟场哀悼亲人，北爱尔兰忠诚派正用鲜血写下“绝不投降”；当统一后的德国经历“兄弟复合”的阵痛期，鞑靼人正试图重新在故乡克里米亚站稳脚跟。在全球化趋势看似势不可挡的今天，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已无容身之所？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理解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他与德国莱比锡的新纳粹组织头目见面，他还采访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在战争、分裂、游行和恐怖袭击的背后，叶礼庭看到一波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舞台，血缘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要素，而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遭受严峻挑战。 ··· 【名人及媒体推荐】 叶礼庭把视角转向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使看似疯狂的新闻故事在读者的眼中变得易于理解。 ——美国记者、小说家罗伯特·麦克尼尔，《英语的故事》作者 · 《血缘与归属》一书叙述生动，可读性强。作者对在通往团结的发展道路上走错了“车道”的社会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 ——戴维·弗罗姆金，波士顿大学政治与历史教授，《世界大历史》作者 · 伴随着一部6集的BBC电视纪录片，本书有力地分析了“新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后果，深挖了“公民民族主义”和“容忍、妥协和理性的自由美德”之脆弱。 ——《书单》 · 为了了解现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到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进行考察，通过对采访材料、历史事件、目击经历和尖锐观点的呈现，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股可建构、可焊接的力量，但从现今它的极端和权威的形式来看，它沦为了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叶礼庭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并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他与莱比锡的新纳粹头目见面；还采访了前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这让本书极具可读性和说服力。 ——《出版人周刊》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叶礼庭力作 ◆探求民族战争与种族屠杀背后的真相，发现野蛮暴力中一息尚存的人道精神 ··· 【内容简介】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新的“民族战士”（军阀、歹徒与准军事部队）不断涌现，将战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野蛮水平：数百万人死于内战与屠杀，平民与士兵毫无尊严地倒在枪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邻居变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吗？ 叶礼庭穿梭于各种民族战争景象之中，跟随联合国秘书长探访卢旺达大屠杀背后的政治势力，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在阿富汗经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南斯拉夫见证兄弟间的仇恨……身处这些残忍、血腥、反人道的战争之中，叶礼庭几近绝望，但同时他看到了我们可能的出路：新的国际道德干预主义者（救援队、战地记者与外交官）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弥补人类的身体与精神创伤，而“战士的荣耀”准则随着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在我们心中存续，帮助我们从战争与野蛮中醒悟过来。 ··· 【媒体推荐】 如果你想了解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民族冲突，叶礼庭是可供选择的最优秀的向导之一。 ——《洛杉矶时报》 · 叶礼庭是民族战争研究领域的权威。在这本写作时间跨越近十年的文章合集中，他详述了当今世界上“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之间的道德联结，但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利己之心，而是怀抱着深深的同情。 ——《出版人周刊》 · 在本书中，叶礼庭呼吁在历史暴力的神话与当下生活的实际困境间创造一种“保留距离”，他在书中的描述并不乐观，但严肃的读者不会在这些令人感同身受、忧虑不安的文章面前畏惧退缩。 ——《图书馆杂志》 · 本书对处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代社会中的人道主义窘境给予了令人感动、杰出的讨论。 ——威廉·沙克洛斯（William Shawcross），英格兰与威尔士慈善事务署署长

Fan Culture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fans and fan theory. From victim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to more positive interpretations, Matthew Hills outlines the ways in which fans have been conceptualized in cultural theory.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我们会首先从大笨蛋反叛的基本事项说起，聊聊笨蛋交友之道、坑蒙拐骗筹集资金的作战等问题。然后，我们会说说如何与世界上最有趣的大笨蛋们相互结识，还要介绍一下如何建起一个能够持续运作的自主空间。在这个有钱人和大公司主导一切的时代，我们岂能随波逐流地工作到死，花钱到死？！赶紧来建起一个与这无聊的消费社会彻底绝缘的场所吧！！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眼中的“杰作”，城市规划领域的《寂静的春天》，影响整整一代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的规划经典。 现代城市不断地向郊区蔓延，在四周建造起一座座卫星新城，但是主城区充塞着未经开发的土地、荒废的铁轨和拥挤的住宅区域，使得城市的体验无法从横向扩展中得到喘息。威廉•H. 怀特认为，城市肆意蔓延的时代已经结束，城市规划改良的核心不在于外向型的扩张，而在于解决城市内部缺乏妥善安排的区块。 本书在1968年出版时被《纽约时报》誉为“关于开放空间问题的上佳作品”。它所引入的土地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基础概念，引领着我们在城市向郊区的扩张中更好地利用宝贵的土地。

老龄化、少子化、不平等、零增长、阶层固化 黄金一代是否会成为失去的一代？ 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能否解决自身内在的矛盾？ ◎ 编辑推荐 ☆ 当全球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达到13%，黄金一代是否会成为失去的一代？ ☆ 老龄少子化、不平等、阶层固化、过劳与高失业率并存，资本主义世界逐渐日本化？ ☆ 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能否解决自身内在的矛盾？国际秩序又将如何转变？ ☆ 重返历史场景，反思当前价值体系，细数影响未来趋势的变量，将使我们认清经济社会发展的真相：未来不是没有终点的直线，而是一个圆。 ◎ 内容简介 当增长遭遇瓶颈，人们能指望人工智能和奇点带来转机吗？ 当全球化发展前途未卜，还有哪里能发掘到新的价值和机遇？ 当年轻人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已经显而易见，何种机制才能保障最起码的平等？ 本书从人类史的宏大视角出发，指出目前正处于人类诞生以来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即将从“增长和扩张”阶段迈向“成熟和稳定”阶段。作者通过梳理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历程，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深入阐述了应如何克服经济、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诸多困境，并详尽地展示了“后资本主义”时代最理想的社会图景。 作者认为日本作为全球率先步入人口减少社会的国家，理应在经济、社会保障、人与社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生死观和价值观等多个领域探索新的可能，相信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启示和思索。

本書一系列田野考察呈現和講述在經濟迅速發展之下、北京城鄉廢品從業者的生活世界，並將垃圾視作參與社會政治關係的物質，審視它如何有機地參與在中國的轉型社會過程：階層斷裂、政策壁壘、城鄉經濟文化差異、農民工流動性和城鄉隔閡，糾纏在一起。 此書另闢蹊徑，帶你進入「垃圾」的世界；作為人文關懷和學術思考的結合，是對現代的、消費的大城市生活的絕佳反思，深刻而富有趣味。 ——陳冠中，作家 「收廢品的人」是都市生活中的「隱形人」。人們天天看見他們，但又似乎從來看不見他們。《廢品生活》引領我們去端詳凝視這些人──不僅僅是去發掘他們的卑微與掙扎，更是去發現他們如何在卑微與掙扎構建自尊和「意義」，以此捍衛人之為人的完整。富有同情但不煽情，好看但不失學理，是一部理解當代中國的人類學力作。 ——劉瑜，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買買買，也是丢丢丢。嘉明與劼穎的《廢品生活》是一部描繪廢品與人的民族誌，也是一幅「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山水畫，揭示垃圾並非中國經濟奇跡的廢渣或副產品，反而是現代生產方式的核心，所謂垃圾圍城，垃圾就是當代生活的隱喻。作者以人類學家的眼光，以物觀我，以微知著，從廢品出發，觀照中國的盛世背後，社會的建構重組，空間的流轉變幻，百姓的得失尋覓。 ——盧思騁，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總幹事 在香港做垃圾研究，對象除了消費者、賣力的清潔工，還有經常被遺忘的拾荒者。拾荒大軍有多浩蕩？說不準三萬、四萬都有人說過；他們究竟是誰，過問的人不多，只留下僂背彎腰的長者和弱勢者的綜合印象。拾荒者把半隻腳踏進堆填墳場的可回收物拯救出來，是名副其實的環保先鋒，他們往往成就了功勳卻無人記起。感謝作者為這些減廢朋友填補一筆空白。 ——朱漢強，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

该书是旧书新果，初版发行于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节点上，10年后，吕大乐增订该书，添加了一则后记《有落，后数》，作为对“后九七”的补充和回顾，而10年前的主体内容不作变动，以示对照。

自少女王家梅被肢解一案以來，社會一片鬧哄哄，政府、警方、學校、社福界、傳媒甚至普羅大眾，都對援交議論紛紛並猛烈抨擊。家庭破碎、道德淪亡、搵快錢，成為了社會對援交的終極答案。很諷刺地，社會在講這些答案之前，有沒有先放下偏見，聽清楚他們的生命歷程？ 想改變當事人長期被「滅聲」的狀態，這就是出版的簡單想法。紫藤、午夜藍合編了《就是援交》，合作單位青躍，結合了7個援交男女故事及7篇社會分析，援交男女不是刻板一塊，各有各不同的歷程，各有不同原因參與援交，時代下的援交亦不單單只有他們。當代青春魅惑有價，7名援交男女具備一種在大社會之中確定選擇權利的氣勢，兼且散發出燦爛而快樂的氣質。 時代、文化、背景、人口結構的轉變，一定會帶來有新的現象，吳敏倫博士、許寶強博士、俞若玫、湯禎兆、紫藤以及大陸學者趙軍法學博士協助我們分析社會的不同面向，希望讓社會更瞭解從事援交的男女，還有我們自己，到底身處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處境中﹗

Misogyny is a hot topic, yet it's often misunderstood. What is misogyny, exactly? Who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misogynist? How does misogyny contrast with sexism, and why is it prone to persist - or increase - even when sexist gender roles are waning? This book is an exploration of misogyny in public life and politics by the moral philosopher and writer Kate Manne. It argues that misogyn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primarily in terms of the hatred or hostility some men feel toward all or most women. Rather, it's primarily about controlling, policing, punishing, and exiling the "bad" women who challenge male dominance. And it's compatible with rewarding "the good ones," and singling out other women to serve as warnings to those who are out of order. It's also common for women to serve as scapegoats, be burned as witches, and treated as pariahs. Manne examines recent and current events such as the Isla Vista killings by Elliot Rodger, the case of the convicted serial rapist Daniel Holtzclaw, who preyed on African-American women as a police officer in Oklahoma City, Rush Limbaugh's diatribe against Sandra Fluke, and the "misogyny speech" of Julia Gillard, the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which went viral on YouTube. The book shows how these events, among others, set the stage for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ot only was the misogyny leveled against Hillary Clinton predictable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Manne argues it was predictable that many people would be prepared to forgive and forget regarding Donald Trump's history of sexual assault and harassment. For this, Manne argues, is misogyny's oft-overlooked and equally pernicious underbelly: exonerating or showing "himpathy" for the comparatively privileged men who dominate, threaten, and silence women. l

阅读《下沉年代》，如同坐在第一排观看美国梦的午夜葬礼 “这是一个时代苍凉的侧影：受挫的努力，被辜负的信任，凋零的生机，以及日渐黯淡的希望。力透纸背的书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了美国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也为当下社会撕裂的悲剧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前传。”——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 延续《光荣与梦想》时间线的美国社会内层新史，一部定义我们时代的史诗 ☆ 一本书写尽美国梦碎三十年：四个人的一生，四个阶层的剧痛，一代人的失败挽歌 ☆ 许倬云、刘擎、周濂、欧逸文推荐，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超20家机构年度好书： 《纽约时报》年度关注作品 |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年度最佳好书 | 《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好书 | 《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政治作品 | 《新共和》年度好书 | 《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好书 | 《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 苹果iBooks年度最佳好书 | 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好书 | 《波士顿环球报》年度最佳好书...... ☆《纽约客》资深作家操刀，新世纪非虚构顶峰之作，入选 Slate 25年来最佳50本非虚构 ———— 仿佛在一夜之间，世界轰然倒塌。所有老派的行事规矩和道德准则被抛在一旁，华盛顿的说客比政客还多，纽约交易部门不再有禁忌，佛罗里达州的楼价跌到谷底，铁锈地带的钢铁工厂相继关门，南方的农场不再耕种烟草。富者更富，穷人更穷。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治·帕克跟踪四位不同阶层的60后美国人——追逐美国梦的南方白人农民，失去工厂岗位的非裔女性工人，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穿梭的精英，借互联网经济发迹的硅谷大佬——展现四段沉浮人生，揭开四种阶层剧痛，写出一代人的愤怒与悲哀。 这是唯一一代生活不断下沉的美国人：他们生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摸爬滚打半生后，却迎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轰然倒塌。 在主角的故事之外，此书如电影镜头般扫视美国近三十余年的社会变迁，绘成一幅文化、经济、政治交织的全景流动长卷。作者为政客纽特·金里奇、作家雷蒙德·卡佛、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说唱歌手Jay-Z等人立传，以十位时代偶像映射出十种或回响、或沉沦的时代精神；也记下成千上万迷失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者，成千上万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成千上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沉默者，写尽美国梦碎三十年。 阅读《下沉年代》，如同坐在第一排观看美国梦的午夜葬礼。这是献给每一个美国人的安魂曲，也是一本关于时代转折及世界剧变的当下启示录。 ———— 乔治·帕克指出今天的美国正在解体，旧日熟悉的机构，如地方小银行、工会会所、工厂厂房、教堂，以及地方活动主体的各种从事社会服务的“俱乐部”，正在逐渐消失殆尽。美国国内不仅有阶级的区别，还有人群之间的区别，个体也在寻找自己的属性和类别。各个群体，也都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地位。社会成员中弱势者，又在争取个人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如此横切、竖切的后果，是美国最后会被切割成为许多孤立、离散的个人。——许倬云，历史学家 这是一个时代苍凉的侧影：受挫的努力，被辜负的信任，凋零的生机，以及日渐黯淡的希望。力透纸背的书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了美国30多年的沧桑巨变，也为当下社会撕裂的悲剧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前传。——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下沉年代》有点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试图通过一个年代，书写更为漫长的社会变迁。《纽约客》资深作家帕克巧妙地将大人物和小人物交错着写，兼顾造就时代的人和被时代造就（或毁灭）的人。——方柏林，旅美学者 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乔治·帕克的写作带着一股道义之力。《下沉年代》，一本横扫一切、铿锵有力、以至于每个人都应该阅读的作品。——大卫·格雷恩，著有《花月杀手》 《下沉年代》是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非凡故事。乔治·帕克写就了一部定义我们时代的史诗，读起来奇妙、亲切和真实。——戴斯特·费尔金斯，著有《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乔治·帕克呈现了我们生活和时代的历史，以洞察的眼光捕捉到我们失去的美国。——劳伦斯·赖特，著有《末日巨塔》 现在，那些在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中破碎的心灵和生命，为自己找到了雄辩的代言人和狂热的捍卫者：乔治·帕克。《下沉年代》是美国的悲剧，亦是文学的胜利。——大卫·弗鲁姆，美国知名时评人 独创，锋利，勇敢，至关重要。我这么多年来读到最好的非虚构作品之一。——凯瑟琳·布，著有《地下城》 乔治·帕克为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契约写出一曲忧伤但又如爵士乐般轻快的安魂曲。在这片越来越吵、难以抑制的土地上，你会为那些活在越来越沉默的绝望生活中的人们发笑和落泪。——大卫·M. 肯尼迪，普利策奖得主 ———— 结合小说般的叙事和严谨的纪实报道，乔治·帕克撕开美国表面下的破碎裂痕。通过贯穿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衰退，他以敏锐的眼光审视银行家和华尔街，同时追踪我们诸多经济基础设施的痛苦解体。他精准描绘了奋斗者和普通工人的肖像，对富人、野心家、乃至恶臭的名流进行了快照般的捕捉，生动展现了富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美国国家图书奖授奖辞 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里，第一本能让人理解这个时代的书，可能是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部既详尽又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作品。——《西雅图时报》 一本兼具野心和慈意之书，以多重角度看待当下的美国。书中充满蜂鸣般的悲情和愤怒，对那些困在校准不当的金融机械齿轮的人们传达了特别的同情。——《纽约时报》 从沃尔特·惠特曼到约翰·多斯·帕索斯，从诺曼·梅勒和厄普代克到汤姆·沃尔夫和亨特·汤普森，小说家和记者总能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发现顽强且机敏的个人主义，对机遇的坚硬信念，以及走出黑暗时代的道路。当下，帕克对国家现状进行了灰暗的描写，令人痛心，却也真实准确。他没有提供虚假希望，亦不给出好莱坞式结局，但是在另一种美国创造力中，在雷蒙德·卡佛式故事和爱德华·霍珀式画像中，在人的尊严和心灵中，他找到了一种力量——当人们因生活崩溃而深感孤独时，这种埋藏在肌肉记忆中的力量会爬升上来。——《华盛顿邮报》 《下沉年代》是一部将叙事推向极限的非虚构作品，直抵通常只有虚构作品才能达到的罕见层级。它写了一部伟大小说所能写尽的一切，但更为特别的是，它也完成了小说似乎不再愿意做的事——更为有趣，更愿意做实验。作者帕克迅速转换视角，打乱叙事，相信读者会在令人震惊的平行叙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Esquire》 《下沉年代》是一段献给迷失时光的抒情安魂曲，为了那些被裁减的梦想和屈服的希望。这本书让人着迷，也令人心碎，它是一部丰盈的艺术之作，展示了所有失去希望和允诺的美国人如何受苦。——《每日科斯》 作为《纽约客》特约作家，乔治·帕克是美国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就其敏锐性而言，《下沉年代》更像是一本小说，而不是非虚构作品。此书更有感染力。——《金融时报》 一本庞大、高度原创的纪实作品，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新闻报道的未来并不黯淡。帕克的写作是一场险峻的冒险，让人为之侧目。——《纽约书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帕克出色的叙事如同狄更斯本人第一次将所有这些历史都融入一本书中。这本书事关各种各样的人，无论贫富，他们都陷入经济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持续风暴中。人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珍爱之物尽被销毁。帕克以绝对专业的纪实手法讲述了人们的故事，却比大多数美国当代小说敢于做到的要更加详尽，更有质感，当然，也更具野心。——《洛杉矶时报》 帕克发出一种异常清晰、充满人道的美国之声，它继承了纪实文学的传统，让常人生活超越日常。当我们的后代审视这个现代帝国的遗迹，并从中筛选出文化残骸，这样的美国之声便是延续久远的微小宝藏。——《独立报》 除了本身题材外，《下沉年代》更像是一本实验小说，以其书写的范围、对当代生活质感的体现及包容不同思想的方式，从扬斯敦的社区组织者写到自由主义互联网大亨，它会让读者们联想到“美国三部曲”和《无尽的玩笑》。诸如书写鲍威尔的传记体文章，发在《巴黎评论》中也并不违和，因为这本书不只是关于真相，更是充满智慧、讽刺和惊人的想象力。——《巴黎评论》 帕克的叙事是文学性的，而非规范性的：他不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谋求崇高。如同一本伟大的政治小说，《下沉年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揭示了一个问题，但让读者自己去寻找解决方案。但是，这既是一个绝望的故事，也是一个坚韧的故事。帕克的角色们会做出或好或坏的决定，享受意外好运和不幸，他们竭力维持，他们屈服于生活，接着又更加努力。他们的生活值得被细细讲述，不仅因为具有启发性，更因为它们是如此美丽动人。——《华盛顿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