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书名原文:Man,the state and war: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出版前言： 肯尼思·华尔兹这部《人、国家与战争》串版于1959年，当时正处于乔治·利斯卡称之为“英雄年代”的1955—1957年间。自1957年莫顿·卡普兰发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开始受到系统论和行为主义的冲击和挑战。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从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进入了一个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段。华尔兹正是处在这新阶段中，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这股势头最初表现为要求美国停止干涉朝鲜，然后发展成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中立主义的倾向。此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以及亚洲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一批原先不怎么起眼的角色以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他们要和久占舞台的主角们分庭抗礼。这些，都是人们感觉得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触摸的因素却是更起作用的，其中之一，便是世界经济在这时正酝酿巨大的变化。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刻大体已经恢复，开始真正的复兴。风起于青萍之末，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自然感到这股微风的潜在能量，从而萌发起理论的冲动。一部分人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己很难解释新的现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理论”了。于是，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以澄清理论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旧，缺乏科学依据，却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这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这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在坚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究。《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代表作。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看法，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序言——为中译本所作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我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于了解发生战争的根源和实现和平的条件。当然，战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问题，然而却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政治结构以及最后转化成战争或者和平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国际政治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这本在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书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第一批名著译丛中的一本。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我是怎么会写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兴趣。 在我准备国际政治学毕业考试的过程中，我试图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有造诣的学者考察同样的一个世界却得出如此不同的解释。我试图弄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国际政治的含义，找出其中的一致性。然而，直至我认识到不同的学者对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才得以做到这一点。有些学者认为，人性是战争的根源。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性。我把这叫做第一种基本概念。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内部结构决定它们的外部行为。好的国家，无论怎么界定，都会和平相处；坏的国家常常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对国家进行改造。我称这是第二种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共存的环境。由于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在缺乏能够裁定纠纷并实施解决方案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必然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因此。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冲突有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我把这称之为第三种基本概念。 这三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所分析的根源都是重要的。我试图表明，要充分地阐述国际政治就需要把第二种基本概念视为一种结构，其他两个层次上的根源正是在这一结构之内起作用的。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最终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仍然可能发生战争；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无政府状态才能结束，但建立世界政府是既不合人们心愿又无可能的。然而不解决战争问题，我们又怎么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呢？如今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这本一书能帮助中国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有价值的解决答案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肯尼思·华尔兹

【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而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以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 【学者及媒体推荐】 在本书中，斯奈德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狂热面前则异常脆弱。本书重新审视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家） · 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斯奈德很好地融合了理论洞见与历史研究，这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名记者、《时代》杂志特约编辑） · 在这个对全球民主浪潮欣喜期待的时代，本书是一剂使人清醒的良药。 ——《纽约时报书评》 · 本书结构井然有序，行文清晰，因其与学界传统著述截然不同而备受关注，作者没有把“古老仇恨”视为民族主义冲突的源头，其关于民主启蒙和民族主义后果的分析非常令人信服。 ——《出版人周刊》 ··· 【编辑推荐】 1、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3、本书表明，未经深思熟路而仓促地向民主社会过渡，可能引起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共识、成熟的社会团体等制度化要素稳固加强之后，我们才可能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大众政治道路。

《抗议政治学》内容简介：作者多年来一直密切跟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关注抗议政治的理论变迁。《抗议政治学》正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抗议政治学》由三大方而构成，全面涉及抗议政治的主要内容，既遵从抗议政治的传统理论，又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方法。《抗议政治学》是国内第一部该领域的学术专著，提出了抗议政治研究的主要框架，不仅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准确的学术“指南”，而且对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本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之作。正如副标题“权力斗争与和平”所标示的那样，论著旨在揭示国际政治的本质——权力斗争，并探索缔造世界和平的途径。作者阐释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指出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只有通过讲究艺术的传统外交手段达成国家间的妥协与和解，才能为形成一个有中央政府权威的世界国家以缔造普遍和平铺平道路。

这部权威著作代表了作者毕生研究民主崩溃、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所达到的顶峰，它在很多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作者重新概括了当代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并探讨了每种类型向民主转型的可行道路和民主巩固所要完成的任务。作者提出的对民主的巩固而言必需的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以及诸如“后全能主义”等更加宽广的分析范畴，将成为规范的分析框架，而他们对前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标志着苏联学开始回归主流比较政治学。 无可置疑，本书将成为有关建立民主政体的最重要文献。所有对民主感兴趣的人以及研究东欧、中欧和南美的学者都会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本书。

在当今世界，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达尔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在第一章里，达尔开宗明义，将公开争论（政体的自由化）和参与权（政体的包容性）视为民主化的两个基本尺度，并由此界定了四种极端的政体形式：封闭式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包容性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竞争性寡头政体（高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多头政体（高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处在这四种政体之间的模糊区域。达尔用这样干净漂亮的术语，取代了早已内涵模糊的“民主”、“权威主义”等概念，大大增强了其论证的严密性。 达尔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多头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可欲，问题在于，只有在政府和反对派都能获得高度相互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筑通往多头政体的道路，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在人数较少、理念较为接近的精英中间比较可能发展（比如英国）；而在普选制和群众政治的条件下，要设计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很有可能在政治变迁中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遗留下很大一个分裂出来的和竞争性政治的合法性相对抗的公民团体——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并不鲜见。 达尔认为：“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肯定不是天然就不适合竞争性政治或者甚至多头政治的。因为某些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过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有时也确实令人惊奇地为包容性的多头政体提供了基础。”他指出发达的经济对多元社会秩序以及多头政体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多头政体也特别容易受到极端不平等的损害，在一个已经实行公开争论制度的社会，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取代的可能性。 然而达尔着墨最多的还是本书的第八章：“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在他看来，“正如任何试图说明不同国家政体变迁的理论都必须将诸如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性质和程度、亚文化分裂的程度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视为主要的独立变量一样，这样的理论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政治积极分子信念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主要的独立变量。”

在本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上卷内容涵盖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教会时代西方政治思想流变的主要脉络。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自1937年问世后，就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在我国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此次根据最新修订版译出的全新中文本，在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较之旧译本均有提高。

本书是蒂莫西•加顿艾什最新一本融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体的文集，收入作者2000—200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卫报》等媒体上的文章。作者追踪世界大事，从东欧的“橙色革命”、英国与欧洲及欧盟关系的演变，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9•11”、美国大选及反恐，再到缅甸、伊朗等非西方国家的新动向，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深度挖掘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当下事件的报道以历史的深度，并赋予它们文学化的表达，同时探讨作家与事实的关系。本书集中体现了加顿艾什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

托克维尔是19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历史与政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民主的研究至今在历史学界仍有巨大影响。这本由研究托克维尔和美国史专家布罗根写作的传记全面、深刻而又可读性强，用流畅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托克维尔的写作生涯和政治经历，曾被英国媒体《经济学家》评选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对研究法国史、美国史、民主制度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种基因教育。美国作家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描绘了另一种离线更多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于是 ，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 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加智慧，更有自我治理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通知的臣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第一种，警惕第二种。

本书主要讨论法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的历史形成原因、思想根源以及改革尝试。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 “追踪隐疾”，叙述作者发现“法兰西病”的经过；第二部分论述“法兰西病”形成的历史过程；第三、四部分列举大量事例剖析法国社会种种畸形现象；第五部分分析“法兰西病”的思想根源；第六部分回顾法国三百年来种种改革尝试，分析其失败原因。针对“法兰西病”，作者还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治疗方案。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书中对民主观念作了抽丝剥茧的说明，不但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及断奶民主的区别，而且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通非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区别。

熊彼特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综合反映了其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思想观点。 本书是论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制度形态问题，得出了资本主义存在不下去，社会主义行得通，资本主义可以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本书可供我国学术界研究、评论之用。

《自由的伦理》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最严密和最具有哲理性的阐述之一。这本著作的特色在于它把自由扎根于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并且把其适用于大量实践问题之上。尽管罗斯巴德的结论是激进的——一个严格遵循私有财产权的社会秩序必须排除国家本身存在的制度化侵犯——他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应用却惊人地显示出其在大量社会难题上的实用性，这些解决方案规避了传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这一版本包含了一个导言，其中专门涉及了罗伯特·诺齐克和穆瑞·罗斯巴德之间的争论。

《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为政治学与法学耆宿张佛泉先生有关宪政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等问题之论著汇集。全书概分上、中、下三篇，凡二十五章。上篇以“宪政与时局”为名，收录先生发表于《国闻周报》的政论时评，涉及民族主义、行宪守法与国族建设诸方面，展现了法政学理与现实社会的种种纠结；中篇为“无法出让的权利”，凡时论二十二篇，侧重基本权利学理的讨论与社会应对，尤其关注于选举权利之推行与民主政治途径的探析；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缕析自由概念在宪法乃至宪政上的重要地位，擘划邦国秩序，规制基本人权，阐明“自由之确凿意义——诸权利即诸自由”之意。全书所辑文章，大体按照时间顺利呈列，俾窥张佛泉先生思想发展之脉络。

华盛顿文集，ISBN：9787538268072，作者：（美）乔治·华盛顿原著；（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

本书试图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要想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非得阐明民族主义不可。 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它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虽然人们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本书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关注5个率先如此的社会：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