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概述了身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提出创新框架来分析具身体现，融贯了有关该主题的古典探讨与当代研究，力主将身体解读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并在此基础上铺陈一系列具体分析，从经济、文化、社交、工作到运动、音乐、技术，将身体与多个领域联系到一起，为研究者聚焦主题，引初学者进入殿堂。

《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体现了作者成伯清在社会理论上的探索视角和问题关怀。上篇以情感论题为核心，不仅阐述了情感维度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而且剖析了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的情感现象；中篇主要着眼于当代处境的关键方面，尤其是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来临和消费主义的崛起等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及社会学想象力的挑战，并探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可能路径；下篇侧重于基础性研究，或是有关社会理论名家的解读，或是有关社会学叙事策略的反思，或是有关社会学修辞的探究。
《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容简介】
写给容易上瘾、关注瘾品，对瘾品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早起喝一杯咖啡，疲倦时点一支烟，聚会时来一瓶可乐，你对这些习惯上瘾吗？
酒精、烟草、咖啡因、鸦片、大麻、古柯叶，瘾品已经深深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本书综合了心理、药物、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研究，详细介绍所有能让人类成瘾的物品，以及瘾品背后的经济、文化和战争。瘾品在历史上的力量有多大？它们为何有合法与违禁之分？是什么力量将瘾品的流行推动为规模庞大、模式各异的商品贸易？作者从瘾品的功能用途到它们的发现，到全球贸易的流通和经济政策，全面介绍精神瘾品的文化，追踪出大众化瘾品进入全球贸易主流的来龙去脉，内容有趣，视野广博，令人眼界大开。毫无疑问，它是一本关于瘾品文化史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横跨世界史与药物史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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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瘾品，你知道吗？
瘾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医学研究证明，服用让人上瘾的东西都会侵蚀人大脑的判断机能，所以烟鬼和酒鬼十有八九都喜欢撒谎，不光是心理问题，还有一定程度的生理原因。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In private life we try to induce or suppress love, envy, and anger through deep acting or "emotional work," just as we manage our outer expressions through surface acting.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is system of adjusting emotions is adapted to commercial purposes? Hochschild examines the cost of this kind of "emotional labor." She vividly describes from a humanist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process of estrangement from personal feelings and its role as an "occupational hazard" for one-third of America's workforce.

"AriA]s traces Western man's attitudes toward mortality from the early medieval conception of death as the familiar collective destiny of the human race to the modern tendency, so pronounced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o hide death as if it were an embarrassing family secret." -- Newsweek

《质性研究导引》最先以德语出版，后被翻译为英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中文版的出版直接译自德文原版，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本人的亲自关心和指导，因此可以说是对欧洲大陆质性研究方法最原汁原味地介绍。
《质性研究导引》经过教学法方面的精心设计，包括7大部分共31章，内容按照读者认识质性研究、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过程、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质性资料、撰写质性研究报告、评价质性研究质量以及展望质性研究未来发展的认知逻辑顺序排列。每一章都有具体的学习目标、重点提示、案例分析、要点总结、思考练习题以及拓展阅读文献。此外，《质性研究导引》还配有许多形象的插图和概括总结性的表格。教学法方面的这些精心设计极大地提高了《质性研究导引》的易读性，令它既适合读者自学使用，也适合用作质性研究课程的教材，能够满足学生、教师和质性研究者各种层次的使用需求。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社会理论从19世纪至今的演变轨迹。第二编考察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像选择与决策、行动与制度、社会、文化和政体、现代性等。

几百年来，医学致力于医治病变。但是今天，常态本身可以进行医学改进。医学现在具备了对身体和头脑的分子理解，具备了在分子、细胞和基因层面上操控基本生命过程的新技术，现在它试图控制人的生命过程。本书仔细研究了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近期发展，这些发展使得医学、人类生命和生物技术普遍政治化。
作者尼古拉斯•罗斯避免了大众科学的炒作和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悲观情绪，分析了当前的分子生命政治、基因组学、神经科学、药理学和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影响种族政治、犯罪控制和精神病学的。罗斯在书中不仅分析了生物医学从进行治疗到管理生命的转变、新近对治疗疾病易感性而不是疾病的强调、我们对病人的理解出现的变化，还讨论了新的医疗行动主义形式的出现、生命资本的兴起和生命权力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发展对我们认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作者生前完成了三卷，我社已于2000年3 月翻译出版，共印了两次，这次出版增补版的原因是我社获得法国伽里马赫出版社的授权，同意我社将《性经验史》第四卷已发表的内容《为负法而战斗》作为第四卷收入本书，趁此机会、译者又对以前的译文作 了修改和提高、因此，《性经验史》中文版将成为全球最完整的版本而面世，而且被收入《世纪文库》第二辑。

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Ａ．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Ｚ．洛帕塔（ＨｅｌｅｎａＺ． Ｌｏｐａｔａ）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５）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Ｗ．Ｉ．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Ｗ．Ｉ．托马斯和Ｆ．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 Ｖｏｌ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ｄｇｅ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４．））、《社会行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６．））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Ｒ．林顿：《人的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ｏｆｔｓ，１９３６）。））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第１１页。））Ｗ）〗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第一版，１９３６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Ｄｉｌｔｈｅｙ）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和库利（Ｃｏｏｌｅｙ）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Ｌ．Ａ．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社会学理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７）；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Ｋｅｒｒ， １９０４），第１１—１２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４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１９３６），第４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５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６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斯塔克：《知识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５８）。））。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３０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ｓ）；圣哲（Ｓａｇｅｓ），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Ｔｒｕｔｈ）到“知识传播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从“组织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ｒｓ）、贡献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到“真理战士”（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或问题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６期（１９４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３５１—３５５页。这里引文取自第３５３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ｎｅ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ｎｅｏｐｈｉｌｉａ，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Ｌ．Ａ．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Ｍｅｎｏｆ Ｉｄｅａ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 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本书从疾病的隐喻出发，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并纳入到国家管理序列、卫生的双重规训、合法性建构、再造国民、国家公共性扩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本书向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就统计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介绍。本书不是一本对统计方法的全面参考，恰恰相反，它的首要目标是能够为大多数学生所理解，尤其是那些可能并没有很强的数学背景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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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章 为什么社会研究者要使用统计学
一、社会研究的本质
二、为什么要假设检验
三、社会研究的阶段
四、使用数字来做社会研究
五、统计学的功能
六、小结
七、重要术语
八、问题与练习
第一部分 描述统计
第2章 组织数据
一、定类数据的频数分布
二、分布的比较
三、比例和百分比
四、比和比率
五、定序与定距数据的简单频数分布
六、定距数据的分组频数分布
七、累积分布
八、百分比等级
九、对小数的处理
十、可变组跑
十一、交互表
十二、图形呈现
十三、小结
十四、重要术语
十五、问题与练习
第3章 集中趋势的测量
第4章 变异性的测量
第二部分 从描述到决策
第5章 概率与正态曲线
第6章 样本与总体
第三部分 统计决策
第7章 均值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第8章 方差分析
第9章 非参数检验
第10章 相关
第11章 回归分析
第12章 相关性的非参数测量
第五部分 统计应用
第13章 针对研究问题选择统计方法
附录

《被选中的》是迄今为止最具经典性的社会与文化史扛鼎之作，它清晰地阐述了美国顶尖大学三巨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生动地揭示了过去一个世纪美国权力与精英特权的变迁。书中描绘了各色人物（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和金曼•布鲁斯特等），解释了围绕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招生竞争如何塑造了美国精英，并且形成了今日美国所拥有的奇特的大学入学制度。
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精英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些顶尖大学的取舍标准。本书详细讲述了三大名校不为人知的历史，呈现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入学标准的变迁史，更主要的是反映出美国精英观念一百多年来的演化，是美国社会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个主要因素构成了个体和人群健康问题的现状：人们普遍认为医学及其尖端研究几乎是公共卫生领域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和动力；目前尚无法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各种形式的医疗；人们在健康方面的社会差异依然存在。这种状况使得医疗发展及其经费问题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但是健康问题是否可以简化为医疗体系的建设呢？作者根据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研究，旨在探索死亡率、疾病率和健康行为问题上社会差异存在的原因。这些差异还远远得不到解释，因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思考都过于局限。

一本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教学参考书，以往的理论手册通常都按思想家和学派分人头叙述，主要侧重介绍，本书写法和编排独特。从不同的传统切入分析，包括了学术传统、国别传统、知识传统、主题和叙述、全球视角等五大部分。分别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撰写文章梳理社会理论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和重要理念。其中国别传统中尤其提到了社会理论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北欧、中东欧等地域的学术发展，意大利部分强调了社会理论与马基雅维里等古典理论家的学术关联，而中东欧社会理论的进展最近几年逐渐收到学界的密切关注，许多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理论研究因其社会背景与中国的相似性，对中国学界更有借鉴价值。 虽然书名为欧洲社会理论手册，但是全书并未忽视欧洲以外的社会理论的进展，包括对中国的关注。近10年来最受关注的主题和理论发展趋势都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