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世界构想 /地缘政治学里程碑之作/ 以“边缘地带论” 纵观世界 /推动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联盟战略的重要思想

★ 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冷战期间的数篇作品首度中译，其中包括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史地位、纽伦堡审判、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法律秩序所提出的深刻见解 ★ 收入施米特在希特勒当权前后的私人日记，读者们得以看到施米特在时局变迁的学术生活。 ★ 面对施米特热在战后西方学界的持续升温，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也撰写了评论文章，提醒我们关于施米特思想中的价值与危险。 ★ 重审施米特与凯尔森关于“宪法守护者”的争论，考察这两位法学家的重大分歧是如何产生。 自20世纪末《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等著作译介入中国学界以来，卡尔•施米特便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也给思想界的讨论提供丰富资源。不过迄今为止，汉语学界的施米特研究，大多着眼于其魏玛时期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作品。随着国内施米特研究的推进，对他战后作品的阅读，以及从更多维的角度来阅读，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本书辑入的施米特文章，都是首度中译，其中包括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关于冷战期间世界秩序的演讲、从合法性角度讨论希特勒问题等。同时，本书还收录了来自哈贝马斯、陶伯斯等思想家所撰写的经典评论文章，从而把关于施米特思想的讨论放置在具体的学术史语境中。 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编者们希望能为中国读者们呈现出一个“法学视野”、“战后视野”下的卡尔•施米特。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政治记忆是构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对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争夺。争夺合法性的具体历史实践并不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对象，本书的核心旨趣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争夺合法性的基本规范和主要技术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围绕着政治记忆在多重层面上的刻写行为展开的。作为必要的理论铺垫，什么是合法性和政治记忆，谁来争夺合法性或者谁是政治记忆的刻写者，以及合法性危机中突显出来的正义难题等诸如此等问题，自然也属本书讨论的范畴。本书首先围绕合法性和政治记忆的概念，讨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其次讨论了政治记忆的刻写主体及其社会背景;再就是分析了政治记忆是如何通过刻写行为完成合法性建构的。

《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源自现代社会政策理论的创始人蒂特马斯教授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门导论课程，其中的十章即十堂课的教学讲稿。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开山之作，《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涵盖了蒂特马斯的学术精华，既像一般导论图书一样深入浅出，又具出色学术著作的深刻透彻。在书中，蒂特马斯论述了社会福利的主要话题，如权力与决策、福利的支付、社会控制、职业的定位，并解答了理解社会政策理论的关键问题：什么是社会政策？为什么一定要有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如何设定和落实的？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是几位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又一力作。他们在掌握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住释。对于所有研究中苏关系或者对那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都是开卷有卷的。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作者多数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国内著名学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著。

《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由李义天主编，是“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 系列之一。 “共同体”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门术语，被广泛用于哲学 、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是一个内涵丰富但颇有歧义的概念； 同时，“共同体”被众多的政治哲学家视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 体现了现代学界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追求。 《共同体与政治团结》选取相关学术领域著名学者有代表性的文章， 梳理此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澄清“共同体”的内涵，全面反映 “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构思和社会机制的优势与缺失，并进一步激发国 内学界对于“共同体”，“身份认同”与“政治团结”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与研究。

《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内容简介：贝茨从非洲的农产品产量及出品量下降这一现象出发，探寻这一现象的政治根源及领导者采取对其政治的社会有害的政策的原因。他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家产品、农业投入及农民从城市购买的商品。

全书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样一些变迁，这些变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社会科学在不久之前还以为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得出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范式已经达到了其极限。在展示了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本应成为核心概念的“时空”的缺位后，作者再次研究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思想，最后进行了世界体系分析。

1998年秋，在柏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柏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书集收录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辩论。 本书不仅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与相关性。 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聚集一起，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本书聚焦于伪善与正直的伦理政治问题，探究它们是什么、具有什么形式、为什么会如此呈现出来，以及用不同的方式辨别它们的特征会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后果。 基于对马基雅维利与卢梭作品的细致分析，作者格兰特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是政治的内在属性，因此，并不彻底独立的个人便无法通过彻底的诚实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也无法弥补这一内在问题。伪善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必然要素。面对伪善的必然性，作者指出，必须从伪善中甄别出合理的与破坏性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当今世界早已大行其道，影响遍及全球，仿佛成了一种普世价值。这条口号最早流行于法国，后被写进了法国宪法，法国的许多建筑上也常常铭刻的这三个词的标语，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也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如今这三个词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众多政治人物常常挂在嘴上的响亮口号。然而， 早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提出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曾以冷静的目光做出了审视，指出了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斯蒂芬这本《自由•平等•博爱》，即是批驳“自由、平等、博爱”信条的经典之作，在19世纪中后期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仍不失令人警醒的价值。 斯蒂芬在本书中对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做了全面的批判。作者以其冷静的目光审视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指出了三者背后隐藏的种种弊端和矛盾。自由作为服务于社会福祉的要素之一，本身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时因地而有利弊。平等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各人资质与所处环境不同，自由造成的结果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人类因为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及对社会前景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也不可能达致博爱的境地。信言不美，本书论点或许刺耳，所揭示的现实世界图景不甚美好，但也许更接近真实。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一卷。迈克尔·曼定义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即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通过从新石器时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时代、中世纪欧洲乃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的权力叙述，作者探讨了这四种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舍弃了陈旧的“社会”概念，取而代之以一个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的模型。运用这个模型，作者在本卷中对国家的出现、社会分层、城市政治、军事帝国、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变化提供了自己的解释。

《政治与行政》成于1900年，为行政学开山之作之一，论点明确、论述充分、论据权威、文献丰富、观点新颖（在20世纪初）、文字流畅、结论具有说服力并且有政策操作性。 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系统阐述是古德诺的重大学术贡献之一，他不仅指出了政治与行政之间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立以实现国家的两种基本功能，而且强调了政治对行政进行必要的控制是二者和谐的基础，并给出了实现和谐的具体途径。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分立与和谐是其整个思想的核心，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对其思想的误读。这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书适合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的广大师生、学者收藏、阅读。

该书及随书附赠的威尔逊《行政之研究》一文为现代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标志着西方公共行政学独立于政治学的开端，历来是公共行政相关领域读者的必读经典。古德诺在此书中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共同形成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典范。同时，古德诺还对国家行政与政治、法律、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行政与立法、司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行政功能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辑录作者2008年以来关于“政治宪法学”主题的主要代表性论文，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作者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政治宪政思想路径。作者以“早期现代”政治立国的三条线索来呈现政治宪法学的思想史框架：第一条线索关乎精神秩序，即心灵、宗教与宪法；第二条线索关乎经济秩序，即财富、财产权与宪法；第三条线索关乎宪政秩序，即战争、革命与宪法。在这一早期现代政治宪法思想为观照，作者对政治宪法学的思想方法论、八二宪法、美国现代政治等核心的政治宪法论题给出了精辟的思想定位与制度分析，开放出政治宪法学宏阔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品格。

《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思想读物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不仅编选了主流思想家、政治家的名篇，还收进了诸如马尔科姆•X这类激进思想家的言论。但正如艾萨克所指出的，即使处于异端的美国左翼思想家，也大都排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只是从左的方面去批评当政者违背了美国赖以建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