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主义理论第一人、《厌女》作者上野千鹤子 面向普通读者的女性主义普及课
◎女性为何如此艰难？女性如何奋斗至今？又该如何奋斗？
◎工作、婚恋、育儿，该如何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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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去年东京大学入学演讲《等待着你的是即使努力也无法获得回报的社会》引发热议，使上野千鹤子成为了明星学者与作家。本书是继《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版之后，她备受期待的新作。
※本书也是上野千鹤子的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女性主义普及读物。不像她比较艰深的学术著作，本书语言幽默平实、通俗易懂，在轻松的对谈形式中向大众普及女性主义的内涵、历史，以及如何以女性主义角度思考日常中的工作、婚恋、育儿问题。
※本书内容触及现代女性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揭示了在当今社会中女性仍然面对的诸多不公与困境。上野千鹤子从自身的经历着手，将女性主义放置在个人生活的背景中，告诉我们女性主义不仅仅关乎女性，更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本书辅以日本人气漫画家田房永子的漫画，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一次女性主义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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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女性主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主义？如何用女性主义进行思考？
围绕上述种种问题，日本著名学者上野千鹤子与知名漫画家田房永子，开始了一场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课堂。她们用幽默的语言、传神的漫画，回溯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畅谈母女关系、性、工作、婚恋、育儿等日常生活中的议题，驳斥关于女性的刻板偏见。
这堂课不仅开启了一趟全新的旅程，更告诉我们：女性主义，不仅仅关乎女性，更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性别与生活口述史丛书”以性别为视角，以口述史为方法，记录和研究生活的历史和变迁，反映其对个体生活与命运的影响。
《被拐卖妇女口述史》主要是通过对30多位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拐骗到华东五省成婚，或成为性服务者、廉劳动力等的妇女的访谈，反映今天拐卖、拐骗现象的特征。书稿呈现了被拐卖、拐骗妇女的生活实况，以使社会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这一人群。

在生产者和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是另一回事。在后者社会中，生活项目围绕消费者的选择而建立，而不是围绕工作、专业技能而建立。“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这种差异改变了贫穷的体验方式，对于拯救苦难产生重大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鲍曼的这部作品，对于消费者社会及其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在本书中，鲍曼书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其社会后果进行盘点，并考虑了与贫困作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
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的研究者会发现，这是关于含义不断变化的一个持久社会问题的一本无价之书。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看似光鲜的幸福家庭背后，却是无尽的寂寞和空虚。这些日本都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凡主妇，她们将全身心奉献给家庭，让作为“企业战士”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全速奔跑，支撑起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却没有人看到她们的痛苦，这痛苦里有无尽的等待、无助的寂寞，还有无能为力的忍受。不想在临终时为“我这一辈子都在干吗？”而懊恼，试图活出自己的妻子们，她们的“革命”是否能成功呢？
本书是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题的经典之作。出版后跃居当年畅销书第一名，并长期居于畅销书榜首，后被岩波评为"了解现代的100册非虚构作品"之一。

《老后破产：所谓“长寿”的噩梦》是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采访过程全记录，也是已经有良好口碑的“译文纪实”系列的第28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老后破产”在日本是热门话题，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也成为避不开的话题。
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为什么还会“老后破产”？
长寿，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将成为压垮老后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筑公司的老板娘在独子过劳死、丈夫病逝之后顿失依靠，有病痛不敢看病，只求节省开销……
宠物店老板关掉店铺专心护理重病的母亲，送走母亲后却无法再次就业，只能卖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房子以维持生计……
中年失业的子女，仰赖双亲的养老金过活，最后却两代人双双破产……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案例中的每一位老人，年轻时都与你我一样认真工作，做好了退休后的储蓄计划，却从没想过老后生活如此孤独辛苦，甚至失去求生欲望。
“老后破产”问题不只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更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如果不能认清现状，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将成为“老后破产”的预备军。

看护问题在老龄化的日本日益严重，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最终演化成家庭看护中的激烈矛盾。近几年，日本接二两三地发生因身心疲于看护而杀害家人的“看护杀人”事件。夫妻、亲子之间理所当然的家庭看护模式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最终酿成人伦悲剧。如何避免亲人间的纽带扭曲断裂的“着魔瞬间”？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倾听来自“加害者”们的声音，采访事件相关人士，深入家庭看护者的内心世界，揭开家庭看护惨烈的现实，探寻预防惨案再度发生的可能。
用被子捂住妈妈的口鼻的话，她便能得到解脱……我意识到自己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护士（48岁），母亲因脑淤血瘫痪在家11年
每晚我都会对母亲讲话，母亲虽不曾回应，但我说了许久的话后便止不住地流泪。对我而言最难过的事便是看着母亲逐渐消瘦衰弱的样子。
——来自大阪府的男性（70多岁），居家看护母亲7年
我平时还要工作，几乎没法照顾儿子。今后我的工作可能会更加繁忙。平日里妻子承担了看护儿子的全部事务。我对她深感歉疚，也很心疼妻子。万一妻子精神崩溃的话该怎么办，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恐惧。目前还尚且能够维持现状，但10年后又会怎样呢？我并不乐观。
——来自大阪市的男性（55岁），其子身患重度脑瘫

哲学不会使我们富有，却会使我们自由
最经典的哲学入门读物，让深奥的哲学立刻生动起来
出版第一年连续再版22次，迅速译成18种语言，掀起全球哲学热潮
杜兰特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博闻强识，能将过去与当下融会贯通。也因此，他又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杜威
《哲学的故事》在普及哲学上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的地方朗朗上口，令人想大声读出来！ ——威尔•罗杰斯（美国作家，社会评论家）
《哲学的故事》或许还可以叫“哲学之美”，因为威尔•杜兰特对所有的思想赋予一种同等的爱和理解、批评和吸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写哲学史，而且让我们随同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在思想领域一起探索进步。 —— 《星期六评论》
苏格拉底服毒、柏拉图逃亡、亚里士多德被流放，为了真理师徒三人前仆后继；培根立遗嘱托付“把灵魂送给上帝；把躯体留给泥土；把名字留给后世”； 伏尔泰和卢梭两人合伙“击垮了法国”……
威尔•杜兰特以苏格拉底的谦逊、伏尔泰的洞察力和恒心、罗素的冷静，用生动幽默的文笔，将哲学思想融合于血肉之躯，记述了从苏格拉底到约翰•杜威等有史以来的主要哲学家，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趣的方法读懂漫长的哲学发展和艰深的哲学精髓。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时至今日，“自由·平等·博爱” 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似已成为某种不容置辩的普世信条。1853年，约翰·密尔推出自由主义经典《论自由》，然而早在他辞世的前一年，已遭到斯蒂芬针锋相对的辩驳，这些反潮流的阐释1873年即结集为《自由·平等·博爱》：自由作为服务于社会福祉的要素之一，本身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时因地而有利弊；平等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各人资质与所处环境不同，自由造成的结果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人类因为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及对社会前景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也不可能达致博爱的境地。
信言不美，本书论点或许刺耳，所揭示的现实世界图景不甚美好，但也许更接近真实。对于身处娱乐时代的我们，这样一本特立独行的振聋发聩之作，再一次提醒了思考的价值。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

Madness &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by Michel Foucault,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deas,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rt & literature relating to madness in Western history. It's an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of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as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A full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Madness,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6/2006. This was his 1st major book, written while Director of the Maison de France in Sweden.
This history begins in the Middle Ages, noting the social & physical exclusion of lepers. It argues that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leprosy, madness came to occupy this excluded position. The ship of fools in the 15th century is a literary version of one such exclusionary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sending mad people away in boats. Howeve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 common phenomenon because humans couldn't attain Divine Reason. As Cervantes' Don Quixote, all humans are weak to desires & dissimulation. Therefore, the insane, understood as those who had come too close to God's Reason, were accepted in the middle of society. It isn'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in a movement famously called the Great Confinement, that unreasonable people systematicall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mad came to be seen as having lost what made them human & become animalistic & treated as such. It isn't before 19th century that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n illness to be cured.
Foucault wasn't talking about medic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insane but about the creation of houses of confinement for social outsider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insane but also vagrants, the poor & orphans, & what effect those houses of confinement had on the insane & perceptions of madness in the West. He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confinement of social outcastes was a generally European phenomenon, it had a unique development in France & distinct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 England.
Foucault also argues that madn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ad the power to signify the limits of social order & to point to a deeper truth. This was silenced by Enlightened Reason. He also examines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tific &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the insane, notably at the hands of Philippe Pinel & Samuel Tuke. He claims these modern treatments were no less controlling than previous methods. Tuke's country retreat for the mad consisted of punishing them until they gave up their commitment to madness. Similarly, Pinel's treatment of the mad amounted to an extended aversion therapy, including such treatments as cold showers & straitjackets. This treatment amounted to repeated brutality until the pattern of judgment & punishment was internalized by the patient.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 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理学名著
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艾里希·弗洛姆
“极其重要且令人深思的著作！”
—《纽约先驱报》
“极为精彩地分析了当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官能性病征。”
—《国家周刊》
“弗洛姆的思想值得所有关切人类处境及其未来者的高度重视。”
—《华盛顿邮报》
弗洛姆语录
自由是所有成长的基本前提。
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思想能成为……才能变为现实。
我们不能丧失现代民主所取得的任何基础成就，无论是最基本的代议制政府（即民选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还是《权力法案》赋予每位公民的所有权利。我们也不应该伤害下述这些新的民主原则：任何人不得挨饿，社会必须对所有成员负责，任何人不得因害怕失业和饥饿而臣服于他人或失去尊严。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洛姆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逃避自由》即是弗洛姆对两次大战之后社会政治现状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个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社会。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对性别议题的探讨
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揭示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
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
◎ 编辑推荐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女性与权力》收录了比尔德两篇关于女性与权力的演 讲稿。在这两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情境中挑选了一些案例，来解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文化中被构建的，并指明权力的定义本身就已经将女性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政治、商业领域中成功的女性被视为女强人，她们在无意或有意地扮演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同时又排斥这种扮演。除了这少数精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她们的声音总被忽略，社会对她们的容错率也更低。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并质问目前围绕权力的文化架构，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引发人们的反思。
◎ 内容简介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其睿智的头脑和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揭示有权势的女性是如何为历史所对待的。她选取了自古典世界直至今日的众多案例，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并将讨论引向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社会文化对女性与权力之关系的预设，以及少数“成功”女性拒绝将自己嵌入男性模板中的努力。
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 媒体推荐
眼光犀利且机智幽默，这个自封的“吵吵嚷嚷的女人”证明了公共言说不再只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愿她拥有更多的力量。
—— 劳拉·加梅森，《金融时报》
来自一位热诚女性主义者的衷心呼喊，“敢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女性应真正被聆听，这一完全合情合理的吁求提得对极了。
—— 《科克斯评论》
特别让人开眼…… 解释了“厌女症”的机制及它为何如此富有活力。
—— 艾莉芙·夏法克
一份耀眼而有力的宣言。
——《纽约时报》
清晰，料足，颇具颠覆性且机智幽默。
——《旧金山纪事报》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内容介绍
没完没了地找工作；
因工资低被迫住在父母家；
周围催婚催生压力过大；
事业、丈夫、孩子，一无所有；
高学历、有工作却生活拮据的“穷忙族”；
朋友众多、开朗乐观却收入很低的“穷充女子”；
深陷职场PUA、霸凌而致抑郁的“打工人”；
……
本书为饭岛裕子对47位女性的访谈调查实录。作者直击日本的贫困女性这一群体，对她们的生存现状、就业与婚育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结果发现，与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焦点相比，女性往往被边缘化，进而被遮蔽在巨大的阴影之中，特别是贫困女性群体。贫困成为女性独立需要直面的首当其冲，并且血淋淋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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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女性生存现状实录。现实已分化为两个极端：要么死死抓住高薪岗位一直到身心俱损，要么只能从事一般工作与贫困为邻。
◎细思恐极的性别问题寓言。日本女性正在经历的，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她可能是你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你。
◎直面每个人的切肤之痛，敲响社会的警钟。在家庭、职场、社会中穷忙的你，可能正不知不觉地步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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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公共舆论场中女性话题井喷，与女性意识觉醒伴随而来的，是长期被遮蔽和压抑的女性生存现状——贫困。结合“月经贫困”“看见女性劳动者”等议题引起轩然大波，本书记录的不仅仅是日本女性的遭遇，更是中国乃至东方甚至全球女性的创痛——更重要的是，女性常常被遮蔽在男性的话语抑或社会整体的趋势之下，进而使女性贫困变得更加严重。本书即对此做出了警示，堪称“贫困女子图鉴”。

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人民去了哪里？——贝尔托·布莱希特
★★民粹主义诊断之作：仇视精英、反对多元、垄断人民★★
☆紧扣国际政治新趋势，教你看懂现代社会的民粹危机☆
☆民粹主义不仅事关政治，更事关人性的弱点☆
☆普林斯顿教授精到解读，国内知名政治学者刘擎作序推荐☆
“米 勒这本小书……对澄清“什么是民粹主义”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 释，并针对当下的政治现象提出许多敏锐而深邃的批判分析。”——刘擎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见证了玛丽娜•勒庞等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他们宣扬自己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借助“平民政治”和“沉默的大多数”等口号，对精英包揽的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是，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真的是对民主的纠错和补充吗？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这对有丰富联合报道经验的记者伉俪的带领下，我们在本书中去亚非拉国家做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在那里，我们看到性别歧视、性暴力、厌女价值观、家庭暴力、处女情结等现象，让女性犹如仍置身在18、19世纪的炼狱。我们也看到那里的女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及如何一点小小的帮助就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整个世界对此困境的态度，以及女性身上自我觉醒的力量。她们将绝望化为希望，勇敢争取生命尊严。
本书以人物故事为线索，佐以大量的数据，没有局限于对女性遭遇的报道，还展示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维度的思考。同时，本书也为那些想为世界尽一份力的人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