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一百多个关键时刻为切入点，整部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1562—1627）、友人艾儒略（1582—1649）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1965— ）所幻想的2066年西行漫记“火星照耀美国”。 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 本书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 “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这是一部在“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期望向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通过分析林徽因、穆旦、顾城、海子、马雁等几位优秀汉语诗人及其诗歌，提供理解新诗的有效路径，希图使读者面对一首陌生的诗时不再胆怯和无所适从，而面对熟悉的诗时，也可以恢复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在美面前，一个人有能力经受不安、迷惘、疑惑，而不是 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 本书是waits继《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之后，谈论中国诗的第二本小书，这次谈论的是尚处于未完成的新诗。倘若我们能藉此辨认出那些值得信任的诗歌，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满，被它许诺，我们将有所收获，这收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的，像经受了一场爱情或奇异的风暴，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最终，我们在由那些最好的母语诗人构筑的汉语山河中，继续分享和延展因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广阔的中文。

2060 年，三位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决定通过时间旅行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亲身经历感受历史。迈克尔准备去多佛港调查敦刻尔克大撤退情况，梅洛普化身女仆在一座庄园里看护为躲避德军轰炸，从城市疏散到乡间的儿童，波莉则来到伦敦的百货公司成为一名女店员，每日体验着伦敦大轰炸阴霾下普通人的忧虑与坚强。 随着研究的进行，三名历史学家很快察觉到了异常，先是身边发生的事开始和历史记录出现细微差异，随后返回2060年的传送门也出于不明原因无法开启。三人被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成了时间的囚徒，只好努力在战火中寻找一线生机。更可怕的是，可能由于他们不经意间做出的行为，历史本身正在失去控制，战争的结局将被改写……

在关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论述中，晚清政治家呼吁打破历代多在西北备边的传统，将目光投向东南海疆。20世纪80年代流行着黑格尔的一段话：“平凡的土地……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旦提到“现代性”或“现代化”，许多人总是认为这必然意味着海洋战胜陆地、城市战胜乡村。然而，革命让乡土中国呈现出另类现代性的可能。 “上升的大地”是本书作者在中国乡土遭遇现代性的诸种经验中找到的一个意象。它既不是一味地固守大地，也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追逐不切实际的另一种生活。“上升的大地”体现于埃德加•斯诺笔下愉快的革命者为落后的西北所带来的全新感觉，体现于革命知识人将已成“中国之殇”的黄河转化为中国人在世界秩序中展开竞争的力量源泉，体现于路遥为农村年轻人所寻找的在城市中获得正当成功的道路，体现于刘慈欣以第三世界革命经验为科幻文学赋予的精神底色。与同时代同主题的其他作品相比，这几个案例中包含着三个特别的面向：“现代性”不只发生在都市，更发生在乡土；乡土不光有“土”，更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包含着对于“乡土”的关怀，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之后依然未曾断绝。 通过上述案例，《上升的大地》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中勾连起一条沿海与内陆互动关系的线索。来自大地的经验从不过时，它依然向城市中的我们提供着宝贵的滋养。

《恋地情结》作为段义孚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环境不仅作为人们的资源攫取地和需要加以适应的物理场所，环境也是人在实践中建构的人文场所，人将他的价值、情感置于其中，人文丰富了大地景观的生态状况，地方景观丰富了人的情感体验。本书用一些明确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人与地方的这种情感关联。

This study analyzes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American urban comm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e manner in whic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have constructed the urban landscape. It uses such examples as Disneyworld and Henry Ford's industrial complex to show how powerful interests have shaped the land.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