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此次被“内蒙古民族文化通鉴”选中，即将首次翻译成汉文。与本书题材类似的《金枝》很久以前就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的必读书目，本书的翻译也必将填补业内的空白，可以将此书丰富多彩的萨满世界推给更多中国读者。本书稿由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段满福教授翻译，段教授在教学的同时，译著颇多，曾翻译出版《地球上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小王子》《后一课》等图书。该书共分14章。总体上看，该书结构有些类似西方音乐中的奏鸣曲式，可分为三大部分：呈示部， 即开头八章，为全书的基础；展开部, 第9章至第12章, 充分发挥开头八章所呈示的各主题中所具有的特征；再现部，即第13、14章，这后的两章基本上复现呈示部，再次回到对全局性特征的论述。

從中央歐亞的草原出發， 克服大中華主義與歐洲中心史觀，而看到的唐朝是…… 安史之亂其實不「亂」，它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是歷史的必然。 徹底顛覆課本中的唐朝印象，也徹底顛覆想像中的絲路觀念！ ──前近代的「絲路」，不單只是「充滿浪漫的東西貿易線」，而更是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戰爭的現場，亦即動盪的世界史的舞台。 ──不知道「絲路地帶=中央歐亞」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觀點，以淺顯易懂，且異於西歐中心史觀或中華主義思想的方式來加以記述。換言之，以遊牧騎馬民族集團與絲路這兩大主軸為主，重新檢討歐亞世界史，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 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遊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本書透過騎馬遊牧民族與唐王朝的興亡，徹底轉換「觀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論述何謂「民族」？何謂「國家」？ ■ 唐朝的本質再發現！ ——唐朝絕不是狹義的漢族國家，其本質是拓跋國家。 擔負起世界帝國──「唐」的建國的，實際上究竟是那些人群？是「漢民族」嗎？如果是，漢民族的實體又是什麼？ 本書作者指出，一般的中華主義史觀，把唐朝看作是中國史的黃金時代，也是漢族的黃金時代，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思想，不過是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主義的虛構而已。實際上，「漢文化」與「唐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唐代的漢族應該稱為「唐族」才正確，不只如此，唐代的漢族、漢文化到了遼金朝的時代再度改變，之後到了加入蒙古族與色目人的元朝，更是變化甚鉅，最後則是由滿洲人統治的清朝登場。 唐朝是以異民族為中心，吸收了以漢語為首的中國文化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說，是擁有異民族血統的新漢族所形成的「唐族」國家。這是唐朝的本質。而唐朝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正因為它是由漢族與異民族的血統及文化在混合後產生出的能量。這與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的強盛是相通的。 本書透過各種古代土耳其語史料，顯示中央歐亞東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稱呼唐朝或唐帝國為「拓跋」（Tabγač）。故此，從中央歐亞史的觀點來看，唐朝不是漢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 ■ 安史之亂的「亂」是漢人視角 ──從中央歐亞視角出發，安史之亂是大歷史的先聲！首次給予安史之亂正面評價。 八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極為重大，以安史之亂為分界，之後的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甚至是容忍中國本土內部的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的跋扈，實質支配的領土大幅縮減，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從自己能夠調派軍事力的武力國家，變身為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作者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不應該使用「大唐帝國」的稱呼。 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史整體，甚至可視為歐亞大陸史的分水嶺。意味著從南北朝時代就已經登場的遊牧騎馬民族，到了十世紀，已經演化出「中央歐亞型國家」支配「南方」都市或農耕地帶的優勢時代。到了十世紀前後，歐亞大陸從東向西，依序有遼（契丹）國、沙陀系王朝（五代裡面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四個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汗國、西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可薩汗國等，一字排開都是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他們終於建構出一套關於組織的關鍵知識，以少數人口穩定統治擁有龐大人口的農耕民、都市民的地區。而支撐這些的，是遊牧民集團的軍事力以及透過絲路貿易累積的財富。 安史之亂的「亂」，這個標籤所象徵的僅僅是中國史方面的負面評價，從歐亞大陸史方面來看，應該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這是因為，安史之亂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更正確地說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就是成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遺憾地在八世紀足以實現統治大夢的基盤尚未充分整備。所以，或許可以說安史之亂是「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 活躍於絲路上的主角，粟特人的真相？ ——既是國際貿易的中介商，也是參與唐朝政治的武人 在絲綢之路上忙碌而活躍的主角，實際上是粟特人。在前近代歐亞大陸的商業交易中，粟特人幾乎和絲路等同。本書以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粟特＝交通網路」的架構來剖析他們的活動。 絲路一詞，常常讓人會誤以為絲綢的長程貿易，而實際上是由絲綢、馬匹、奴隸、寶石等高價商品之間的各種短程和長程交易所構成。本書第五章，作者專門解讀粟特文字的女婢買賣契約文書。指出，「奴隸」是高價商品。「即使是到了近代，一直到電腦發達為止，奴隸是世界上最棒的精密機械，與作為前近代軍事力根基的馬（有些地區是駱駝）並列，堪稱是最具有價值的高額商品雙璧。」作者認為，包含貴族、高級官僚、富豪的私人宅邸，在民間表演胡旋舞、胡騰舞等的胡姬或胡兒們，幾乎都是從遠方千里迢迢運來的私人奴隸。 過去一般認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業活動上相當活躍，可是本書聚焦在作為武官，協助唐朝建國並發展的粟特人，以及支撐他們的武人集團。從安興貴的兒子安元壽的墓誌可知，他在十六歲進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論是「玄武門之變」或在突厥頡利可汗來襲之際，都隨伺在李世民身旁，相當活躍。而安興貴、安修仁兄弟更是率領以粟特人為首的胡人集團發動叛變，將河西走廊獻給唐朝，為唐的建國立下大功。 粟特人後裔又是如何呢？他們並沒有滅絕，而是溶解在西回鶻王國或是甘州回鶻王國，甚至是在五代沙陀系王朝的族群裡，作為支撐商業經濟的人，或者是作為武人而活下來。柏孜克里克第二十窟內的誓願圖，無疑就是流傳到現代的最後的粟特人之姿。而粟特人帶來的文字，幾乎是直接成為回鶻文字，在十三世紀又演變成蒙古文字，甚至在十六世紀末又成為滿洲文字。因此，我們甚至可說，身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清朝也繼承了粟特文化，這都是流傳至今的粟特文化遺產。 ■ 用非漢文史料，敲響民族主義歷史捏造的警鐘。 ——本書充滿各種跳出中華思維看問題而得出的新鮮結論！ 本書最為獨特的是，作者充分採納了各種非漢籍文獻，包括藏語文書、回鶻文書、突厥語的各種碑銘（暾欲谷碑銘、毗伽可汗碑以及闕特勤碑）等游牧民「歷史史料」，進行紮實的考據，輔助合乎邏輯的推測，重建歷史，得出和漢籍不一樣的記載和答案。作者認為：唐朝與突厥、回鶻、吐蕃始終是「敵國」關係，它們是足以和唐朝匹敵的對等國家，跟漢文典籍裡強調的中華主義形式的「冊封」相差甚遠。然而，到了發生安史之亂的中唐，唐朝迅速轉為封閉，思考上陷入中華主義的框架。 總之，作者森安氏要「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無論是西洋中心史觀還是大中華主義，都是廣義的「民族主義」。就這一目的而言，本書已經改變了傳統上對於「中國」、「民族」以及「國家」的看法。而這樣的歷史敘述的視角，只有日本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建立。 ◎ 長城不是邊境而是中心 「長城地帶」，從漢人的角度看是邊境，但從中央歐亞的角度看，不只不是邊境，反而是混合著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接觸點」，也是誕生出中國史上充滿活力的中心部。 ◎唐代是非常國際化（胡化）的時代 作者以唐詩（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解讀當時的流行文化——胡服、胡樂、胡姬、胡旋舞和胡食。「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輕人騎馬疾馳而過。胡服是筒袖上衣和褲子的組合，當然需要皮帶和靴子，有時候甚至會搭配帽子。另一方面，佩掛華麗馬具裝飾的馬匹，若是以現代而言就是高級跑車。新式的胡服配上高級跑車，再加上被稱為胡姬的高級俱樂部外國女侍或是舞者，沒有比這樣的組合更加引人注目的了。」而唐朝之所以國際化，原因正是異族統治而非漢族統治。 ◎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 以往的世界史是農業中心、農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觀。然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前的兩到三千年間，最強的軍事力和最快的情報傳達手段是什麼呢？答案是馬。就像作為機械化文明根基的動力，其表示單位至今仍留存著「馬力」（horsepower）一詞，即可看出。本書把焦點著重在軍事力、經濟力（糧食生產力、工商業和能源），以及背後的情報蒐集傳達能力而得出結論：騎馬游牧民在工業革命以前堪稱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而馬的軍事力、情報傳達能力與絲路商業帶來的經濟力，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歐亞世界史。 ◎漢文化講究坐北朝南，但唐太宗陵墓卻坐南朝北 六四九年太宗駕崩後，繼位的高宗立刻將太宗時代歸順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長的石刻，東西兩側各半並列設置，採用太宗坐南朝北、接受十四名蕃君長謁見的形式。這從中華的立場來看是非比尋常的，但是若關注到唐朝的本質是拓跋國家，就知道這絕不是異常的安排。 ◎ 被和親的武則天家族青年的突厥化 默啜可汗和武則天的對立時期，唐朝被迫採取和親之策（漢籍裡的記載是突厥先提出和親，然而突厥碑文的記載則反之）。武則天派出武氏一族的武延秀前去突厥，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兒。然而突厥宮廷認為，前來迎娶的應該是李氏家族，故武延秀被扣留住，在那裡不只學會了突厥語、突厥舞，甚至是學會了胡旋舞。因此，回國後他受到在宮廷沙龍當紅的安樂公主的寵幸，最後還成為夫婿。這個故事意味著在突厥已經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即使以唐朝宮廷來看，突厥宮廷也絲毫不遜色。 ＝＝＝＝＝＝＝＝＝＝＝＝＝＝＝＝＝＝＝＝ ■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的歷史教育一向視唐朝為中國史上最強大的漢族王朝──這是唐帝國的本質嗎？唐朝的國際化、開放性，是漢文化的包容，還是異民族的輸入和回應？而當下中國力圖復興的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盛唐這個指標嗎？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本書中尋找到不一樣的解答。作者意圖用這本書來「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改變傳統上對於「中國」、「漢族」的看法。

20世紀，索忍尼辛：「烏克蘭很快就會看出，分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21世紀，普丁：「我一直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一個民族。」 2014年烏克蘭向西方靠攏， 「迫使」俄羅斯出兵攻打自己「同胞」。 這不是單純的國際競爭與軍事危機的縮影。 背後乘載的是500年來歷任統治者努力打造的民族認同， 更說明烏克蘭一直以來都處於俄羅斯創國神話的核心位置。 *「何謂俄羅斯民族」絕不僅是學術問題，這關係今日歐洲東部的戰爭與和平！ *本書深入解讀俄羅斯新帝國主義的背後陳因，了解歐亞局勢必讀！ *採民族主義視角重新解讀俄羅斯過去與未來，值得深陷民族認同的所有人借鏡。 *俄烏在2014終於走向戰爭，這場戰爭預示了一場不可逆的局勢！ *假若民族認同與國家野心無法並行，是否將會導向新的戰局？ ◎頂尖東歐史權威、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浦洛基最新力作 ◎出版即獲邀至美國戰略智庫專題演講 ★201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終結了500年來的俄羅斯認同？ 2014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國際局勢轉趨緊張。此一衝突，是俄羅斯欲阻止烏克蘭向西方靠攏，因為一旦失去了烏克蘭，俄羅斯的帝國願景恐難以實現。 俄羅斯，從帝俄時代到蘇聯時期，都是無可忽視的大國。領土曾一度擴及今日波蘭等地。作為冷戰時代世界兩強之一，如今的俄羅斯卻只能艱難地擠入世界前十大經濟體。當普丁上台，其一舉一動，彷彿正召喚昔日的光榮與領土的野心。他曾說：「俄羅斯與烏克蘭是同一個民族」，而攻打「自己同胞」烏克蘭的決定，卻說明了「民族意識」正是此一「野望」的核心。但本書作者認為，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卻昭示著更為嚴峻的內部矛盾，甚至說明這段500年的泛俄羅斯民族建構之路已然斷裂。 ★不存在的「泛俄羅斯民族」 普丁並不是第一個強調民族認同的統治者。在十五世紀莫斯科公國脫離蒙古掌控後，從伊凡三世開啟的收復「羅斯土地」願景、十八世紀凱薩琳大帝瓜分波蘭，以及二戰期間蘇聯向西擴張，都是本著基輔羅斯的名義。在俄羅斯人美好的歷史記憶中，十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基輔羅斯是個偉大祖國，領土範圍包含今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羅斯。更引入基督宗教成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 以這段歷史為底，十八世紀俄羅斯接受來自西方的民族性概念，經由知識份子的努力，透過語言管控、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將民族文化結合過去的王朝世系與宗教概念，於是一個包含俄羅斯、白羅斯、烏克蘭的「全俄羅斯人」概念於焉誕生。而蘇聯時代拆解了三個民族共通的認同，才促使今日俄羅斯菁英必須重新組裝這個概念。 這個民族概念的核心是烏克蘭。烏克蘭首府是基輔羅斯的統治中心，少了烏克蘭，俄羅斯的歷史就只剩下蒙古的淵源，既無法上溯至基輔公國，也無能連結於羅馬的血脈。且位於俄羅斯西邊的烏克蘭，在歷史上是俄羅斯西化的關鍵，在今日也位於俄羅斯往西歐擴展的路徑上。因此，不論今日俄羅斯的舉動為何，其他國家又如何解讀，他們都得解決以烏克蘭為中心的歷史問題。 ★要當單純的民族國家，還是破碎的帝國？第二次冷戰危機？ 數百年來，什麼是俄羅斯人？國家邊界的盡頭又在何方？這些問題縈繞俄羅斯領導的心頭。 從帝俄時期大俄羅斯、白羅斯、烏克蘭的「三位一體」，到「我們都是蘇聯人」的概念，俄羅斯都居於老大哥的位置。到了後蘇聯時代，面對各共和國的獨立，俄羅斯得做出決定，要當一個以俄羅斯人為主體的國家，或者繼續懷著帝俄之夢，然後想辦法控制新局。 這是一本採民族主義觀點理解俄羅斯過去與未來的重要著作。在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興起，促使現代國家的出現，卻也帶來諸多衝突。作者預言，假若俄羅斯無法尋找出自己的道路，當民族認同與國家野心無法並行，必然會讓國際局勢持續緊張，最後走向新的戰局。 ◎好評 浦洛基在本書表現出只見於大歷史家的身手：用活靈活現的方式把古今聯繫起來。他說明了俄羅斯歷經多個世紀打造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如何導致普丁入侵烏克蘭和兼併克里米亞的行動。本書仔細豐富地訴說了歷史和神話之火是如何從第一個沙皇、彼得大帝、布爾什維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燃燒至蘇聯的崩潰。在天天都有俄羅斯新聞和人人都是俄羅斯專家的今日，本書是那些想透過報紙頭條之外了解俄羅斯的人所不可不讀。——卡斯普拉沃，著有《冬天正在來臨》 本書是對俄羅斯民族主義一個淵博的闡述。俄羅斯的歷史顯示，其民族主義充滿矛盾，既兼容又排他，既普遍主義又認同主義，而且這些矛盾時而快速彼此轉換，時而同時並存。作為本領域的行家裡手，浦洛基顯示出俄羅斯想要變成一個對其人民和鄰國來說更好的國家，所面臨的挑戰。——韋斯托德，著有《冷戰》 本書內容博學、深入且出現得正是時候，他以引人入勝的筆觸縷述了俄羅斯民族走過多個動盪世紀時所經歷的故事，從其出現的最早期一直談到現今的普丁政權。浦洛基是國際知名歷史學家，對自己專研領域的掌握少有人能出其右。有著成竹在胸的自信和一雙利眼，他把俄羅斯歷史中的反諷、偶然性和悲劇一一道來。本書任何想要了解今日俄羅斯的人都應該一讀。——史密斯，著有《拉斯普京》 浦洛基雄辯地回顧了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起伏……這個透徹分析讓我們得以穩當地從歷史脈絡理解普丁總統在二十一世紀的外交政策。——《出版社週刊》「星級推薦」 一部出現得合時和無可挑剔的作品，說明了俄羅斯是如何在強大起源神話的驅策下，矢志奪回失去的領土……浦洛基再一次顯示，他是這個領域的大師。——《科克斯書評》

一位於平凡中展現不平凡特質的蒙古長者 自民國建立以來，主管蒙藏事務之中央機構，先是北洋政府之蒙藏事務局、蒙藏院，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設立蒙藏委員會，直到馬英九政府時，以精簡中央機構為名，在行政院下裁撤代表中華民國完整形貌之蒙藏委員會。期間一百餘年，共有蒙藏機關首長三十二人，其中有蒙古族四人，此四人各有所長，以李永新鶴齡先生在品格上最稱完美。 所謂人生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前二者都必須有客觀環境與個人天賦配合，始克有成，唯立德一項，需要有心、有毅力，才能達成。李永新鶴齡先生獨能憑其忠厚樸質天性，對其癱臥病床之夫人，親自照顧，一、二十年不離不棄，至為難得，許之為漠南君子，誰曰不宜？ 本書透露其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乃是新C.C.派與C.C.派之鬥爭，鶴齡先生遂成為祭品，然而終其一生未有一句怨言，其厚道本性於焉可見，還揭露若干鮮為人知之秘辛，際茲蒙藏委員會已遭裁撤之時，尤值一讀。 本書特色 ◎ 此書由傳主之外孫親自策劃 ◎ 蒐羅傳主之珍貴歷史照片，有跨篇幅的拉頁展現 ◎ 附有傳主任立法院邊政委員會議紀錄手稿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前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現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

關於伊朗(波斯)我們不僅知道的太少，而且大部份是誤解！ 當人們提起「波斯」時，聯想的圖景是那個浪漫的國度：優雅花園中的玫瑰和夜鶯，矯健的駿馬，奇幻的故事，挑動情慾的美女，寒光四射的彎刀，像是嵌了寶石一樣發光的彩色地毯，詩歌和憂鬱的音樂 。然而在西方媒體營造出的「伊朗」則是另外的一番圖景：眉頭緊鎖的教長，黑色的石油，黑袍後面露出蒼白臉色的女子面無表情地凝視別處，兇殘的人群點燃旗幟，嘶嚎著「XX去死」的口號。這是同一國家與文明嗎？ 伊朗充滿了各種悖論、矛盾和例外。大多數非伊朗人都覺得這是一個遍佈炎熱沙漠的國度，但伊朗是有高聳、寒冷的群山環繞的，它擁有富饒的農業省份，其它的地方則充滿了茂盛的亞熱帶森林，因為有各種氣候類型，這裡有多元又多彩的動植物分佈。伊朗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俄羅斯和波斯灣之間，這裡的人在普遍說阿拉伯語的中東地區說著印歐語系的語言。伊朗一般被誤認為是一個具有強大民族文化的單一民族國家，但是例如亞塞拜然人、庫德人、吉拉克人、俾路支人、土庫曼人等等各種少數族裔人口構成了伊朗人口的一半。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的女性要遵守整個伊斯蘭世界中最為嚴格的著裝法規，然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伊朗家庭讓家裡的女孩外出讀書和工作，伊朗現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學生是女性，很多女性（即便已婚）都擁有自己的工作。一個將神權與共和國結合的國家，一個高喊反美卻羨慕美式生活，1979年伊朗大學生攻佔美國大使館的同時，也沒關閉美國企業的可樂工廠。 波斯曾經打造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包容多民族、尊重各民族傳統與信仰的大帝國。後來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下，信了伊斯蘭，然而大部份時期是以什葉派為國教(其中有人為刻意的因素在裡頭)，這不僅獨樹旗幟，讓它不同於其他伊斯蘭政權，而且做為少數是註定無法爭奪伊斯蘭世界的共主地位。 本書有一獨到的見解：波斯—伊朗是中東世界的晴雨計、風向雞，觀諸歷史上伊朗的動向，因為其地緣與文化魅力，後來常常成為周邊國家發展方向的預告。伊朗究竟是一個好戰勢力還是一個受害者？伊朗在傳統上是一個擴張主義國家，還是一個傳統上被動又防禦性的國家？伊朗的什葉派究竟是一群靜默主義者，還是一群暴力、持有革命性和新紀元幻想主義的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從歷史中才能得到一些啟發。

This book is in the Cambria Sinophone World Series headed by Victor H. Mai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is unprecedented volume presents important cultural works from the borders, margins, buffer zones, transitional areas, and frontiers from within and around the mega-states of China and India, subsumed within the larger geo-political constructs of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Many are from communities of poets or individuals writing within the watersheds of the Eastern Himalayas, an area encompassing North East India, Myanmar, and Southwest China. A number are from farther north in Western China and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 nation of Mongolia. This book is a rare collection that brings together the works of poets of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located in places that are only beginning to be recognized globally as sites of intense poetic work. Major themes that penetrate these works are rapi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bsequent effect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allenges to ethnic and personal identity. These concerns are often framed within imagery of the local folk culture and loc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which ar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s of development by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This book by Mark Bender is a result of his research and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se diverse areas across Asia since the early 1980s. It is a valuable resource that presents the diverse poetry being produced in these borderlands from Inter-Asian, transnational, and trans-indigenous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works of literature presented as humanistic indices of individual and ethnic group responses to loc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poets come from widely varying backgrounds, yet each in their own way is highly place-competent, knowing about and growing within the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that couch their poems. Some of the poets are well-known locally, others have national or eve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s, and a few write in near obscurity. This volume is intended to contribute to raising global awareness of this poetry of land, waters, and cultures in less-highlighted parts of Asia. The subj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change are inescapable in the poetry re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and many ethnic communities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development, affected in various ways by resource extraction (especially mining and logging), damming of rivers (a severe international issue), loss of wildlife and habitat,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Likewise, the local cultures have variously experienced the effects of invasion, colonization, revolution, social engineering, insurgency, multi-spectrum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contributing to often challenging (or worse) cultural changes. The intense contemporary poetry being produced is an index of the magnitude of these changes. This volume offers a substantial glimpse into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exciting but under-represented poetic voices speaking out in the border areas of eastern Asia. The collection reflects the high energy, sense of purpose, and deep insight and feeling of highly sensitive poets living in times of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Borderlands of Asia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Indigenous literatur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environment studies.

▼内容简介 这本书能带你看懂： 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 中国奇迹持续的原因； 以及，该如何认知我们的世界角色。 在这个关键节点，每个人都在思考未来。 我们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对目标的设定。 而如何设定目标，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世界。 每个人，都 该思考—— 在起伏的浪潮中，一个人怎么认知环境？ 过去40年，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崛起？ 中国式奇迹能否持续？ 未来，世界会有怎样的格局？ 在大环境下，你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 ▼作者说 《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核心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何谓中国”。 现在市面上类似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施展的这本书与之相比，有着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色。 施展找到了一个核心线索，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串联了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框架。用这个线索，施展连贯地解释了中国能够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原因，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的原因，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更解释了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 该书在古代史的阐述当中，突破了常见的中原本位视角，也突破了新清史学派的草原本位视角，在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个亚区域彼此互动、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发现了超越于各个亚区域之上的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从而将中国史定位为一个体系史。 该书进一步阐释，在中国与西方的遭遇过程当中，中国历史的一些内在动能被激活出来，它表现为一个宏大的革命史的过程，并使得中国的转型呈现为一个现代的建国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深刻塑造，也获得了全新模式的深入讨论，并对未来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建设性的探讨。 施展在这本书中，以问题为导向，完全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调用了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以及百年来的成败兴衰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名家推荐 《枢纽：3000年的中国》 施展 | 著 刘吉 | 作序 许纪霖 刘苏里 徐小平 | 重磅推荐 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这是这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 作者以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视野，考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互动中的中国大历史。如此之大手笔、大气象、大格局，为当今中国学界所罕见。在碎片化研究的时代，本书不啻为令人精神一振的难得力作。 ——许纪霖（著名历史学者) 到了中国人书写中国历史哲学的时候了。从酝酿到落生，这部作品花去作者八年时间。而作为见证人，我们跟着他的激情和沉思，从4万字到50万字，一路读来。作者力图对我们这个人群遭遇的苦难，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施展迈出的这一步，是零到一的创造。它将结束这个巨大人群如此长时段、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焦虑和迷茫，也将引起激荡，诱发更广泛、深刻地对这个人群未来命运和担其所当的思考。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 第一次听施展讲述他的研究，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让我看到了理解中国问题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也解释了很多令我困惑的问题。中国到底从哪里来，中国未来可能会向何处去？这是我想了很久的问题，相信许多人也在思考。施展的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答案。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

成吉思汗的宗教寬容政策， 何以成為開創蒙古帝國盛世的關鍵？ 暢銷書《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作者、 「最會說故事的人類學家」魏澤福最新力作 蒙古帝國建立後，成吉思汗頒布的第一條法令， 是給予帝國子民選擇信仰的自由， 不僅將眾神請下國家的神壇，讓帝國內的宗教衝突趨於穩定， 更對現代國家政教分離的概念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十三世紀，成吉思汗攻克每個已知的世界角落、開創橫跨太平洋到地中海的空前帝國，他勇於在馬背上打下大片江山，但下馬治理天下卻成為他的棘手難題：究竟如何讓龐大帝國內形形色色的子民，生活在同一個團結社會中？ 藉由打造自由貿易國度，成吉思汗開創了全球性帝國前所未有的榮景；然而，各宗教信奉者的衝突一觸即發，危及帝國的分裂。「只要任由人為了信仰殺人或被殺，沒有哪個帝國能長治久安」，為了延續盛世，他打破過往以教立國的藩籬，將世俗法律凌駕於宗教律法之上，解決帝國裡日益緊迫的政教對立。 人類學者魏澤福在爬梳成吉思汗歷史時，意外發現史學大家吉朋認為成吉思汗與美國的宗教自由精神深有淵源，引起了他的好奇：為什麼十八世紀起草「獨立宣言」的建國先賢傑佛遜等人，會深受成吉思汗十三世紀宗教寬容觀的影響？看似不相關的兩者，如何產生連結？為了撥開歷史的迷霧，他花了超過十二年的時間深入研究《蒙古祕史》文本、啟蒙學者的論著和彼時流行於北美殖民地的成吉思汗傳記，在解開謎題的過程中遂發現——成吉思汗給予現代世界的「宗教自由」，於焉現蹤。 名人推薦： 朱振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洪金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洪麗珠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許守泯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張斐怡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蔡長廷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 _______________專業推薦 成吉思汗（名鐵木真，中國史書上的元太祖），帶領他的部族，崛興於北亞，把原來的韃靼草原，變成統一的蒙古草原，震撼了當時的中原王朝、北亞、中亞乃至歐洲地區，影響延續至今，他也成為著名的世界征服者。 美國人類學者魏澤福所著《征服者與眾神》，延續一貫風格，藉由寬廣而扎實的史料基礎，創作可讀性極高的作品，力求通俗文學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平衡，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成吉思汗是古老而歷久不衰的題材，廣義上《元史．太祖本紀》可為濫觴，狹義則以十七世紀法國傳記作家克魯瓦利用當時尚存、現今已佚的中亞多種語言文獻，撰成《古代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開啟近現代成吉思汗傳記的序幕，時至今日，成吉思汗的傳記數量之多，亞洲史上的帝王與名人皆無出其右。已故蒙元史學者蕭啟慶院士曾言：「魏澤福兼具人類學家的細膩與史家的宏觀」，相信此一鉅著同樣會給讀者帶來廣闊的視野、強烈的臨場感、優美的文詞與思想上的激盪。 ——洪麗珠｜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本書展現了學者刨根究底的精神，讀來每一個文字都有著揭發謎題般的樂趣。作者花了12年的時間，串起21世紀的自己、18世紀英國史家吉朋、美國建國時期起草「獨立宣言」的傑佛遜，以及13世紀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等4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一則小註中對成吉思汗「宗教自由」政策的讚許，他從成吉思汗成長時期的遭遇，壯大部落過程中的用人，國土的擴張等等，一點一滴追尋這位「一代天驕」施行宗教寬容政策的各項因素，及對帝國各地的影響。因此，讀著這本書的同時，像是隨著作者從13世紀到21世紀，完成了一場精彩的歷史之旅。 ——張斐怡｜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生活在歷史裡」講座主講人 作者藉由豐富的材料，以細膩生動的文筆，娓娓道出從崛起到建立帝國的過程中，成吉思汗對宗教的態度以及各類宗教多方面的影響與呈現，使讀者認識到除了鐵騎、征戰之外，宗教在成吉思汗的生命與其帝國的重要位置。 ——許守泯｜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作者從成吉思汗對宗教包容的角度切入，更從匈奴、突厥、契丹、女真等遊牧帝國的政治傳統吸取經驗，以有別於《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的敘事，讓讀者了解其如何維繫帝國多元民族的穩定。 ——蔡長廷｜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修正既有觀點的皇皇歷史大作，但以周密深嚴的研究為基礎，絕非淺薄的歷史翻案之作……這部出色且令人著迷的著作，最引人注目之處，乃是魏澤福的核心主張：成吉思汗推動各大宗教大聯合之舉，留下政教嚴格分離的遺風，而且美國的政教分離觀本身就得益於這一遺風的加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追根究柢是蒙古思想的體現……魏澤福以非常有力的論證闡明他的主張，從而進一步闡發了西方那麼多據稱擁有的成就其實源於東方一說。 ——賽門．溫契斯特（ Simon Winchester）｜《紐約時報》書評 成吉思汗⋯⋯在世人心目中，絕非寬容精神的典範。但在這部描述他汗廷之律法與習俗的著作裡，成吉思汗不只是個支持宗教自由的人物，還是首開先河落實自由宗教之人。蒙古人的帝國裡有著諸多水火不容的宗教，為打造統一的帝國，蒙古人推出在魏澤福眼中影響了美國憲法制定者的政策……剖析成吉思汗思想，使這一主張更加站得住腳，而且為這個受誤解的人物增添了令人樂見的一個面向。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把成吉思汗這個世界史上最殘暴無情的帝國主義者之一，和應讓人民（或許特別是被征服的子民）可自由選擇宗教信仰的觀念扯上關係，著實讓人意想不到。這個觀念源於這個精明蒙古人的高明認知：讓人民享有宗教自由，比強迫人民皈依特定宗教，能使他的帝國存世更為久遠。然後這個觀念影響了數代的思想家，包括美國的建國先賢，尤其是湯瑪斯．傑佛遜。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伏爾泰以下的描述，塑造了最為人知的成吉思汗形象：殘酷暴虐的「萬王之王」，以殺戮和殘暴作風橫行中世紀世界。但在這部簡練、發人所未發、體現嚴謹研究成果的著作裡，傑克．魏澤福有憑有據地證明這位蒙古軍閥是讓今日數億美國人享有宗教自由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最早推手。魏澤福對蒙古帝國的瞭解，當今寫作界無人能出其右。 ——丹‧瓊斯（Dan Jones）｜《金雀花王朝》（The Plantagenets）作者 傑克．魏澤福再度以成吉思汗為題，提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西方的政教分離傳統其實受到這位蒙古梟雄的宗教寬容觀加持。一部引人入勝、研究縝密、打破世人直覺認知的思辨性大作。 ——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胡佛研究所暨史丹福大學古典學課程與軍事史高級研究員、《 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作者

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新作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描绘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 荣获2017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 ※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新作，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 的产生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流的过程，在“蒙古治世”之下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得到了修正。 ……………… ※媒体推荐※ 蒙元帝国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从“前全球化”和世界史的视野，去观察和审视蒙元帝国及蒙古征服，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这段令人震撼的文明演进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李治安 本书探讨成吉思汗带给世界历史的遗产，涵盖了元朝、四大汗国乃至之后数百年，时空宏大，行之于文，举重若轻，在国内外的书籍中实不多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张帆 本书不仅条理清晰，而且饱含热情，并广泛参考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必将作为对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而广受欢迎。 ——英国基尔大学中世纪史荣休教授 彼得·杰克逊 这部文笔生动的著作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痴迷，并将成为关于世界史和蒙古帝国的课堂上极为有用的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 这是一部可以催生新想法的杰出著作，是探索蒙古人参与创造的世界历史的首选之作……作者将我们带到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全球史期刊》

This book explores the social economic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century rural China. Drawing on uniquely rich source materials, Shuang Chen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creation of a social hierarchy wherein the state classified immigrants to the Chinese county of Shuangcheng into distinct categories, each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land entitlements. The resulting patterns of wealth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were then simultaneously challenged and reinforced by local people. The tensions built into the unequal land entitlements shaped the identities of immigrant groups, and this social hierarchy persisted even after the institution of unequal state entitlements was removed. 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offer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grarian societies. Moreover, it sheds light on the many parallels between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nineteenth-century Shuangcheng and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Mughal emperor Aurangzeb Alamgir is one of the most hated men in Indian history. Widely reviled as a religious fanatic who sought to violently oppress Hindus, he is even blamed by some for setting into motion conflicts that would result in the creation of a separate Muslim state in South Asia. In her lively overview of his life and influence, Audrey Truschke offers a clear-eyed perspective on the public debate over Aurangzeb and makes the case for why his often-maligned legacy deserves to be reassessed. Aurangzeb was arguably the most powerful and wealthiest ruler of his day. His nearly 50-year reign (1658–1707)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early modern India, and his legacy—real and imagined—continues to loom large in India and Pakistan today. Truschke evaluates Aurangzeb not by modern standards bu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s and values of his own time, painting a picture of Aurangzeb as a complex figure whose relationship to Islam was dynamic, strategic,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This book invites students of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religion into the world of the Mughal Empire, framing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n Aurangzeb's impact and legacy in accessible and engaging terms.

A visceral, hundred-year history of the vast Russian penal colony. It was known as 'the vast prison without a roof.'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tsars exil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risoners and their families beyond the Ural Mountains to Siberia. Daniel Beer illuminates both the brutal realities of this inhuman system and the tragic and inspiring fates of those who endured it. Here are the vividly told stories of petty criminals and mass murderers, bookish radicals and violent terrorists, fugitives and bounty hunters, and the innocent women and children who followed their husbands and fathers into exile. Siberia was intended to serve not only as a dumping ground for criminals but also as a colony. Just as exile would purge Russia of its villains so too would it purge villains of their vices. In theory, Russia’s most unruly criminals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hardy frontiersmen and settlers. But in reality, the system peopled Siberia with an army of destitute and desperate vagabonds who visited a plague of crime on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Even the aim of securing law and order in the rest of the Empire met with disaster: Expecting Siberia also to provide the ultimate quarantine against rebellion, the tsars condemned generations of republicans, nationalists and socialists to oblivion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from Moscow. Ov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these political exiles transformed Siberia's mines, settlements and penal forts into a virtual laboratory of revolution. Exile became the defining experience for the men and women who would one day rule the Soviet Union. Unearthing a treasure trove of new archival evidence, this masterly and original work tells the epic story of Russia's struggle to govern its prison continent and Siberia's own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House of the Dead, Daniel Beer brings to light a dark and gripping reality of mythic proportions.

「開創性的著作。」 —Jonathan Riley Smith 「為東西兩方關係的歷史帶來卓著貢獻。」—Anne-Marie Eddet 這是一本開創性的著作，它的價值，不只在於詳細的實地報導，還有卡蘿‧希倫布蘭德為西方學者指引史料來源的方式，無論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或是只有部分翻譯的史料來源，還有她引導她的讀者進入中世紀穆斯林的心態、提供能更藉以觀察十字軍運動的、完全不同的視角。本書將現代觀點擺進脈絡裡，以使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讀者們，都能夠更佳地了解在某個程度上形塑當下現狀的這些事件。——Jonathan Riley Smith, 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 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觀點下的十字軍，已經生產出非常豐富且大量的文獻。另一方面，關於穆斯林對十字軍的回應，已經面世的研究卻非常少。在這裡，頭一次有人處理這項主題，並企圖深入分析阿拉伯文史料，藉此說明穆斯林的動機與目標…這份著作──它非常清楚地凸顯，十字軍在伊斯蘭的領土上所帶來、直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衝擊──為東西兩方關係的歷史帶來卓著貢獻。——Anne-Marie Eddet翰斯大學 十字軍拿下耶路撒冷九百年後，對於十字軍的現象，在當時與現在、在軍事上、文化及心理上，如何影響穆斯林，這樣的反思來得及時。本書討論幾項主題，其用意係在凸顯，對於十字軍戰士出現在傳統伊斯蘭領土核心的外來身影，穆斯林作何反應。 它並且檢驗意識形態上的考量，並在聖地之逐步收復、十字軍戰士之逐步驅逐的脈絡下，評估聖戰的概念。其中兩章，以成文史料及現存藝術作品為基礎，投入戰事的分析──武器、戰役、圍城、防禦工事──為人忽略的面向，也就是海軍，也見得天日。 其中一章，處理穆斯林與十字軍戰士之間，在某種既定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下互動的複雜議題。結語則大略總結十字軍對於穆斯林的意識所造成、直至當今的豐沛衝擊。 這不是針對西元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年間、甚至在這一年以後種種事件的編年考證，因為，已經有許多人寫過這樣的作品了。相反地，這是一本通俗著作，其目的在於，從穆斯林的觀點，引介十字軍歷史更廣大的面向。因此，其刻意的書寫策略是，嘗試在此完全透過中世紀穆斯林的稜鏡，來看待十字軍的現象。這做法，自然帶有成見，不過，考量到這個領域裡，歐洲中心論的學術研究長久累積的衝擊，這種成見是有利的，它也將有助於，針對這個迷人且重要的、基督徒／穆斯林對峙及互動的期間，創造出更加均衡的圖像。

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 那些消失在蒙古铁蹄下的丝路名城，那些往昔荣光 野蛮的异族侵略者？ 世界贸易的维护者？ 亚欧文明的破坏者？ 新世界的塑造者？ 印度蒙古史专家为您解读蒙古帝国的印度之战 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 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booming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transformed China and its frontiers. Historians of China have described this process in stark terms: pristine borderlands became breadbaskets. Yet Manchu and Mongolian archives reveal a different story. Well before homesteaders arrived, wild objects from the far north became part of elite fashion, and unprecedented consumption had exhausted the region's most precious resources. In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Jonathan Schlesinger uses these diverse archives to reveal how Qing rule witnessed not the destruction of unspoiled environments, but their invention. Qing frontiers were never prist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earlers had stripped riverbeds of mussels, mushroom pickers had uprooted the steppe, and fur-bearing animals had disappeared from the forest. In response, the court turned to "purification;" it registered and arrested poachers, reformed territorial rule, and redefin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ristine and the corrupted. Schlesinger's resulting analysis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the global invention of nature.

In this book, David Bello offers a new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China's last dynasty, the Qing (1644–1911), reli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ethnicity to incorporate the country's far-flung borderlands into the dynasty's expanding empire. The dynasty tried to manage the sustainable survival and compatibility of discrete borderland ethnic regimes in Manchuria, Inner Mongolia, and Yunnan within a corporatist 'Han Chinese' imperial political order. This unprecedented imperial unification resulted in the great human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at exists today. Using natural science literature in conjunction with under-utilized and new sourc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Bello demonstrates how Qing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empire was dependent on a precise and intense manipul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s. Combines under-utilized and new sourc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ith natural science literature Complements a general professional and publishing tren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lating both to China and to glob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ffers a new,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China's last dynasty reli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ethnicity to incorporate China's borderlands into its expanding empire

An epic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Mongol conquest of Western Asia and the spread of Islam during the years of non-Muslim rule The Mongol conquest of the Islamic world began in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when Genghis Khan and his warriors overran Central Asia and devastated much of Iran.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Peter Jackson offers a fresh and fascinat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years of infidel Mongol rule in Western Asia, drawing from an impressive array of primary sources as well as modern studies to demonstrate how Islam not only survived the savagery of the conquest, but spread throughout the empire. This unmatched study goes beyond the well-documented Mongol campaigns of massacre and devastation to explore different aspects of an immense imperial event that encompassed what is now Iran, Iraq, Turkey, and Afghanistan, as well as Central Asia and parts of eastern Europe. It examines in depth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for the incorporated Islamic lands, the Muslim experience of Mongol sovereignty, and the conquerors’ eventual conversion to Islam.

本书结合艺术史与文化史，以长期以来位处中国画史与正史边缘地带之战勋图绘为中心，讨论清朝的尚武文化。书中勾勒了明清战勋图像从个人事迹到帝国武功的发展轨迹——从明代流行的个人勋迹图、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康熙朝的武勋文化，到乾隆朝建构帝国战图的历程；论证了明代官员盛行的视觉文化，在清朝皇权的统治下被转化收编，到乾隆朝最终建立起“文武双全”的文化霸权之过程。

《思想》第23期13年5月台湾出版。主要收录了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当代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呐喊。很多学者的观点真知灼见，对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做出深刻的剖析，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特别推荐《活在当下的鲁迅》《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日本右翼源流》《信念的沉重：访朱天心女士》《女性主义VS多元文化》

兩百多年前，當歐洲的舊體制正在崩潰、「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逐漸成形之際，「自由、平等、博愛」三個理念一氣呵成，凝聚體現了整個時代的嚮往。但歷史演變弄人，這個口號所包容的一體社會理想，後來卻分化崩離，蛻變成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套意識型態，彼此呈現水火之勢。 這套理念之所以分化，關鍵在於有一個龐大的、具決定性力量的歷史結構──資本主義──必須面對，可是面對的方式卻有兩種迥異的可能。自由主義有條件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多數制度前提，而社會主義卻相信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如今，經過了上百年的爭鬥，資本主義依然健在甚至益形壯大，不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反而雙雙陷入危機：蘇東的崩潰與中國的轉向，說明了社會主義傳統有先天性的盲點；而自由主義遭放任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鵲巢鳩佔，也顯示自由主義的價值意識不夠明確清晰。這兩種政治傳統有必要相互參考，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功過與動力，也重新整理「自由、平等、博愛」這套理念的現代含意。 歷史上，「社會民主主義」曾經特別有意識地想維持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後來遂演成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實行多黨民主、社會保障的福利國家。在西方，當蘇東式國家社會主義結束之後，社會民主對某些殘存的左派似乎是僅餘的選項。在中國，近年也有人在呼籲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轉化為社會民主主義。即便在台灣，雖然多年以來視社會主義為禁忌，但只要統獨這個雞肋爭議聲勢稍斂，便不乏有人想像社會民主或者「第三條路」。類此的發展，要求我們不僅去思考社會民主，也要思考整個社會主義傳統、包括它對內與馬克思主義、對外與自由主義的關係。 因此，本期《思想》的「社會主義的想像」專輯，有著很重要的時機背景。張君勱學會延續已經解散的中國民主社會黨香火，對社會民主自然關切，熱心幫助本刊規劃了這個專題。不過，社會主義所指不限於社會民主；在這個專輯的五篇文章之外，讀者會發現，本期「曹天予與民主社會主義」欄下的三篇文章，以及陳信行先生對前期《思想》上陳明忠先生訪談的回應，也都直接介入了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參照可能性等嚴肅議題。不難理解，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社會主義就不會喪失存在的理由。問題是：它說得清楚自己存在的理由嗎？分辨得出自己該以甚麼形式存在嗎？依據現實條件、但是又不為現實條件所侷限地回答這些問題，即構成了社會主義的「想像」。 可以預期，既然涉及「社會主義」這樣敏感的議題，各方對本期這些文章的反應會多采多姿、甚至難免激烈高亢。我們很歡迎大家參與討論、相互攻錯。但不容諱言，歷來左派內部的爭論──從馬克思本人一直到今天的各路理論家──不時會陷入一種以「正確」自居、以「反動」誣人的窠臼，十分不健康。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也往往以區分敵我為尚，少了一份包容心態與學習的欲望。本期陳信行先生對陳明忠先生的回應，雖然不惜以「毛派」這個引人側目的頭銜自許，卻既不失對前輩的尊敬，又表現了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這種兼顧尊重與原則的爭論倫理，值得推許。我們自然還希望，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立場與意見，也願意各抒己見，彼此參考和理解。 必須指出，本期茨仁夏加和錢理群兩位先生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以及許德發先生關於馬來西亞華人處境的分析，都涉及了今年發生的事件，目前正在進行中，未來也還會有新的發展，極具現實意義。（馬國最近的「華人寄居論」風波，即為一例。）但在思想層面，兩篇文章都涉及了國族認同以及包容差異這兩項具有高度普世性的難題，值得台灣乃至於整個華人世界參考。 最後，身為編輯，我們要強調，「拓展視野」是本刊的夙願。在這個意義上，陳相因小姐紀念索忍尼辛、單德興先生訪問哈金、廖美小姐從兩個面向呈現戲劇史的發展軌跡、以及林濁水先生挖掘奚淞畫作中「時間」與「平淡」兩項旨趣，均幫助本刊開拓了一些此前較為疏忽的面向，讓所謂的「思想」不以觀念的邏輯論述為限，反而延伸到其他形式、媒介的呈現、深入到更為細緻敏感的藝術與文學世界，取得豐富的內涵與表現。我們盼望類似的擴展延伸，能夠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