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经典作品，屡获国际殊荣和读者赞誉 ★持续十四年实地调查，关注屠杀惨剧的第一现场和劫后余波 ★集合数十位当事人的口述文字，同时记录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声音 ★ 还原不含杂音的事实真相，直面人性的幽微之处 发生在卢旺达小镇尼亚马塔的大屠杀开始于1994年4月11日上午11点，一直持续到5月14日下午2点。这期间的每一天，从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胡图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亚马塔的山岗上屠杀图西人。当地约六万名图西人，有近五万死于屠刀之下。 在这场屠杀中，杀人者与被杀者彼此并不陌生。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邻居、同事、朋友、爱侣甚至家人。有的胡图人前一天还曾和图西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可一夜之间，他们就拿起了屠刀，有组织地对所有图西人展开屠杀。一部分图西人钻进沼泽、树林和山上，每天像猎物躲避猎人似的逃命，白天吃生食、喝露水，晚上睡在泥浆里，好不容易才活到了屠杀结束。然而，当他们回到镇上，却发现刽子手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得像从前一样，和这些胡图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大屠杀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胡图人为什么要这样屠杀图西人？屠杀过后，他们该如何继续生活？带着这些问题，哈茨菲尔德来到卢旺达，住在当地人身边，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走访调查，采访了众多幸存者和屠杀者，力图从多个角度还原大屠杀的真相，理解这场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浩劫。

作者整理出在東南亞任記者時跑新聞所拍攝的照片，以筆者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記憶所記錄的文字，它不是新聞，卻是新聞之外的新聞，勾勒出政治、社會和人物的瑣碎事，表面上，它們互不相干，支離破碎，但如果湊起來看，便可以看見一個比純粹新聞更寬更廣的情懷和圖像。

「在地景景觀的背後，在工具器械的背後，在看來最形式化的文件與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1929年，由於不滿當時法國史學界劃地為限、自足於史料與制度史煩瑣考證的風氣，布洛克奮然與費夫爾豎起《年鑑》的大旗，力倡回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時至今日，“年鑑史學”已蔚為當今史學巨流，透過本書，可以清楚看出這位奠基者當年為他們所揭櫫的綱領。 歷史有什麼用？歷史要如何研究，或者說，要如何來讀歷史？在本書中，布洛克再三強調，愈是能了解生活於歷史上與現在社會的人（複數的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壁壘就愈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分明。從現實生活體驗歷史，由歷史研究返照現實與生命，這是布洛克一生的理想，他自己的確也已實踐。 「簡言之，在歷史研究裡，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史家的技藝》一書擱筆於此，這句話也如實點出作者一生的追求。

不能出门的日子，你需要一本旅行文学。 · 旅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 说到底，旅行或者人生，就是一次次解决如何抵达的生命过程。 “刘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许知远 · ☆ 年度旅行文学《失落的卫星》作者刘子超出发之作，重塑旅行文学的意 义，在路上确认自我 ☆ 重返昨日世界，寻回 逝去的灵魂，聆听普通人的故事，记录欧洲大陆的荣光和苦难 ☆ 一场逃脱重负、寻找意义的心灵漫游：抵达世界的丰盈，也抵达内心的辽阔 ☆ 荣获单向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刷新了我们观看今日世界的坐标和视域 ☆ 受李健、梁文道、罗新、许知远、俞敏洪推崇：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旅行作家 ☆ 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作品，新增后记，在后疫情时代反思旅行的意义 · 《午夜降临前抵达》是作家刘子超的出发之作。 他独自踏上旅途，深入欧洲腹地，展开一场逃脱和寻找的漫游。中欧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撕扯和游移。她曾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也在冷战中被铁幕割离。 在短暂的夏季，年轻的作家跳上火车，行驶在绵长的轨道上。从柏林的游行中脱身，带着三罐啤酒出发，穿梭于德累斯顿和奥斯维辛，走在卡夫卡成为商品的街头，在布拉格的地下酒馆逃逸现实。在漫长的冬夜，迷茫的旅人在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床榻上入梦，又在多瑙河旁的街头醒来。他开上汽车驶向匈牙利大平原，被雨水困在昨日的咖啡馆中，却在的里雅斯特最后一夜撞见世界的巨变。 不安与刺痛，亲切与安慰，光明与阴影——遥远的中欧如同镜像，依然保持着永恒不变的特质，吸引着同样迷惘的年轻心灵。当现实过于沉重，当时代过于轻浮，去见识风景和人间，去见证希望和苦难，为了明白“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在一次次出发和抵达中确认自我。 · 在现代人习惯了坐享网络的信息便利之时，刘子超坚持以肉身进入现场，用文学再现旅途。他所见证和书写的人的境遇，刷新了我们观看今日世界的坐标和视域。而那些处在世界的边缘与夹缝中的陌生地名，也因一位中国作家的在场，与我们有了联系。——单向街授奖词 中国人从1840年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有刘子超这样的作家在，加快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步伐。他一次又一次困难地抵达，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和历史，再通过精致且贴切的写作，揭开世界神秘的面纱，勾起我们想了解世界的欲望。读完子超的书，总希望自己能沿着他的路线去一趟，总希望自己也能写出这么一本本书。——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 在中文世界刚刚兴起的旅行写作中，刘子超是个难以忽视的名字。他的好奇心、洞察力、迟疑、与习惯性的自我沉溺，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他的叙述与感受常让我想起保罗·索鲁。——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刘子超的旅行和普通游客的旅行不同，他具有真正的旅行者视角，深入街巷，与人接触，继承了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失落的卫星》开始，我重新关注旅行文学，或者说是刘子超打破了我对游记的偏见。新书《午夜降临前抵达》依旧精彩，他所记录的所见所闻是朴实而生动的，但不止于此，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所思所想，因为作者本人的视野、思想乃至心灵决定了旅行的深度和意义。书中的许多地方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可我并不感觉陌生，相反，是亲切，如同在描述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生活，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好的游记真正可以做到引人入胜，我相信，即使没有去过书中那些地方的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后，会比大多亲临过现场的人更感同身受，因为作者非凡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视角更能还原生活本身的真相。——李健，歌手 我曾有一个偏见，以为旅行文学是英语作家独享的一种文体，像《大海与撒丁岛》或《前往阿姆河之乡》，他们更像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刘子超的这本书纠正了我的偏见。他在中欧漫游，穿越清晨的薄雾，带来这本优秀的作品——我们都是过客，但我们也拥有这个世界。——苗炜，作家 刘子超的作品有简洁的散文风格，以及独特的幽默感、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读起来令人愉悦。刘子超是一位敏锐的人性观察者，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作家。——乔·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纽约客》资深记者

大众政治兴起，统治压力剧增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 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 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 而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 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编辑推荐】 ※大众政治兴起，古代帝国失效，当代读者更应关注近代帝国 大众政治到来，掠夺型政府消失，以前被“官民关系”遮掩的族群问题必须在大众政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近代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有和异己携手共建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古代帝国是机械堆积的结果，依赖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与顺从。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帝国都几乎不是什么让人惊异、眼睛一亮的创举。我们很难说，古代帝国的治理术对现代政治实践能有什么借鉴作用，真正需要观察的，是那些活动在大众政治年代里的帝国。 各近代欧洲帝国的多元性更强，观察它们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年代所带来的压力，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同时也能为现代一些限于多元社会纷争的国度提供某些历史教训，因为它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详述近代帝国的统治压力与应对之道，提纲挈领勾勒帝国的技艺 帝国压力来自内外两个层面 ：在内，帝国的扩张、发展与维持会冲击核心区既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从而破坏本地的政治平衡。在外，近代环境下，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统治不能只是简单地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统治，而必须有一定的法理基础 ；过去那种上下统治关系，必须以“群群关系”替代，而此群群关系自然也对帝国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帝国压力，帝国会在正式/非正式、吸纳/隔离两个维度上移动，以此来避免或减弱帝国压力。 帝国可以选择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框架，这决定了帝国是否有一个等级式的集中控制体制，帝国中心与属地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否得到明确说明，权责划分是否明确，边缘属地的官员是由中央指定还是地方产生，以及，在非正式管道层面，中央—属地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是重在协商一致还是依靠律令。 此外，帝国的本部人群对待属地人民也可以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内外有别”，将属地的人民与本部的人民分别看待 ；另一种则不做此区分，赋予所有人群以统一的政治公民身份（或认为他们有资格获得此身份）。前者是一种政治隔离，后者则有吸纳/同化的含义。 ※直击英、法、奥、俄罗四大帝国治理困境，指陈帝国统治利弊得失 各个近代帝国都有一些根子上的东西使它们偏爱某种设置，使得它们在一段时期对一些地方、人民的处置具有一致性，呈现某种特色。 英国在北美及澳洲的诸殖民地被当时的英国人看成帝国的核心区域，在对它们的处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体现出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 法帝国的建立与设置主要是一个政治行为，所以受到法国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 哈布斯堡王朝在启蒙时代后在内莱塔尼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政体，但由于德意志人始终占据人口少数，没法向法国学习，只能另寻他途。 俄罗斯帝国实际上是从一个相当古典的传统帝国演变而来，自然在边陲地区统治薄弱，但又受到一个民族主义时代的推动。 这些都使这些帝国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其认为最重要的区域推行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政策、制度。 本书所描写的四个帝国，虽则各自失败，但都并非被民族主义一击便摧枯拉朽式地瓦解。这四个帝国都进行了某种反抗，虽成效不一，但足以给后人留下历史教训。 那么，对当下的民族国家来说，这些近代帝国的民族治理方略具体能有什么教益呢？如果帝国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那些被它统治的地方和人民，因为种种限制，无法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设定之中，那么，对于处在较相似境地的人们来说，就要学会突破既有的政制设定，在国家的设置中加入足够的弹性。 【内容简介】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帝国的技艺》有几个基本假设： 第一，近代帝国并不只是征服—统治的等级关系，也不只是一撮人以某个地方及其人群为本部向外申延政治影响的工具和实体，其统治者、统治阶层通常都能超越狭隘的地区、人群本位，有切实的（当然同时也是自私的）整体考虑。 第二，在许多帝国统治者眼中，帝国并不是一次短期投资，而是长期持有的一项事业。因此，凭借武力驾凌一方并不是长久之策。“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不只是陆贾与刘邦才能理解的中国古代智慧，也是所有近代帝国的治国之道。 第三，诸帝国的构建模式本身很复杂，并不一定是一个由帝国中心出发对边缘区、社群进行管制的同心圆。 简而言之，近代帝国并不是古代的遗迹，也不是急就章式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拼凑之物，而是有正经政治考量的多元政治实体。 《帝国的技艺》将按如下线索展现对上述问题的思索。 引言中，《帝国的技艺》将介绍帝国的定义，解释为什么应该研究近代帝国而不是古代帝国。 第一章，《帝国的技艺》将陈述本书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和假设—在近代，帝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诸帝国又是通过调整哪些政制、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的。 第二章至第五章，将英帝国、法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作为历史案例，以之来验证《帝国的技艺》的基本假设。 在结语中，主要是将各个帝国的应对之道做一比较，指出异同，也简略讨论了帝国民族方略之间的关系、帝国选择各自方略的依据，以及帝国属民对帝国方略的反应。

"Like everything else written by Jonathan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is an absolute must-read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China. Spenc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inologists of our time, and his work is both authoritative and highly readable." —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China has transfixed the West since the earliest contacts between these civilization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 elegance and insight, Jonathan Spence explores how the West has understood China over seven centuries. Ranging from Marco Polo's own depiction of China and the mighty Khan, Kublai, in the 1270s to the China sightings of three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 of acknowledged genius-Kafka, Borges, and Calvino-Spence conveys Western thought on China through a remarkable array of expression. Peopling Spence's account are Iberian adventurers, Enlightenment thinkers, spinners of the dreamy cult of Chinoiserie, and American observers such as Bret Harte, Mark Twain, Ezra Pound, and Eugene O'Neill. Taken together, these China sightings tell us as much about the self-image of the West as about China. "Wonderful. . . . Spence brilliantly demonstrates [how]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Westerners [have] asked themselves, 'What is it . . . that held this astonishing, diverse, and immensely populous land together?'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是一部關於鄉土中國當代史的大敍述。 也是一部豪情壯闊、充滿自由自在性格的小說。 《生死疲勞》敘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50年的歷史，圍繞土地這個沉重的話題，莫言闡釋了農民與土地的種種關係，並透過生死輪迴的藝術圖像，展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他們頑強、樂觀、堅韌的精神。 在這個大敍述裡，有家族的仇恨，有情欲的糾葛，有驚人的貧困和匱乏帶來的焦慮，有狂熱的理想國追求的幻滅和失落，有新的市場化之下鄉土中國的新希望、困擾和挑戰……。 這是一部向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敍事致敬的大書。在這次的「認祖歸宗」儀式中，小說將六道輪迴這一東方想像力隱沒在全書的字裡行間，寫出了中國農民對生命無比執著的頌歌和悲歌。 在莫言對偉大古典小說呼應的那一刻，聆聽到了「章回體」那最親切熟悉的聲音；莫言承受著生死疲勞的磨礪以及冤纏孽結，將中國人百感交集、龐雜喧嘩的苦難經驗化為純美準確的詩篇，莊嚴而寧靜，祥和而自然。 《生死疲勞》：「動物之眼」述50年鄉村史 ●小說的敘述者，是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他認為自己雖有財富，並無罪惡，因此在陰間裡他為自己喊冤。在小說中他不斷地經歷著六道輪回，一世為人、一世為馬、一世為牛、一世為驢……每次轉世為不同的動物，都未離開他的家族，離開這塊土地。小說正是通過他的眼睛，準確說，是各種動物的眼睛來觀察和體味農村的變革。 莫言解讀：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 ●寫作速度創紀錄。莫言用43天寫就長達55萬字的《生死疲勞》。從八月起，最多一天寫作1.65萬字，平均一天隻睡三小時，突破了他自己寫作速度的最高紀錄，自稱睡覺時也有一半的腦細胞在工作，有的夢也變成現實。 ●書名來自佛經。《生死疲勞》來自佛經中的一句：「生死疲勞由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莫言說，佛教認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隻有成佛才能擺脫令人痛苦的六道輪回，而人因有貪欲則很難與命運抗爭。 ●以人物的命運作突破口。「沒有土地，農民像浮萍一樣飄搖。」莫言稱，20世紀80年代之後，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的經營者。如今，「當年眷戀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土地。」莫言說，農民飽經患難的歷史，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螺旋上升的歷史規律。但他坦言，寫作的時候，他並未按照這一規律寫作，而是以人物的命運作為突破口。 ●探索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莫言認為，歷史大致由兩種人物擔當，一種人是有價值的個性，而另一種人是無價值的個性。《生死疲勞》中就有這樣的兩個主人公。“這是個性相似的兩個人走了不同的方向，互為正負，合起來是一個人，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是一本描述真實與虛構並置，當下與歷史交融，現實與夢魘交織，奇詭陸離，亦真亦幻的離奇世界。一場又一場身體變形、人心扭曲的狂歡嘉年華會，在激情的涕笑交零下，展開血肉模糊的絕技表演。 受活莊，是一個三不管地帶、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殘疾，非傷即殘，視健全者為另類人。閻連科在《受活》裡虛構一個由殘疾人組成的村莊，為了發展觀光事業，他們積累本錢，好在魂魄山上建立「列寧紀念堂」，並要從遙遠的俄羅斯把列寧的遺體買回來安放在中國大地上，從而期望實現中國鄉民的天堂之夢，大發死人財。於是上百個聾、啞、盲、瘸、癱瘓的殘疾人組成了絕技表演團，巡迴各地表演，一時轟動全國，開始一條走向外部世界的不歸路。在這荒誕諷刺的故事裡，列寧的遺體如同不斷回魂的馬克思主義，發揮了淋漓盡致的利用價值。但是到頭來是怎樣的結局？ 斷腿跳遠、獨眼紉針、聾子放炮、盲人聽物、外加癱瘓的媳婦能刺繡，麻痺小兒套著瓶子會走路，俚俗的把戲竟然讓城裡的人趨之若鶩。至於六十歲的拐子號稱一百二十歲，和弟弟扮成祖孫兩輩，九個侏儒化妝成三天三夜生出來的九胞胎，哄得觀眾團團轉……於是，死亡變成奇觀，朝聖就是聚財。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故事更荒唐？更悲憫？閻連科用他那超凡奇詭的想像、無與倫比的冷峻與深刻，刻畫了一個「政治人」癡情而迷亂的人生追求，剖示了紛繁複雜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本質。 閻連科在《受活》裡進行了一場野心宏大的語言歷險，它的完成不僅對作家本人來說意義非凡，而且對於當代大陸小說界而言，更是一種充滿刺激性和建設性的小說書寫方式力量。 《受活》在文體上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在每個章節的結尾都有一個絮言作為補充，這當然讓讀者想起《史記》和《聊齋志異》的寫法，但這種結構也包含了閻連科的一個明顯的用意，它使讀者能夠在密度很高的敘述中稍作停頓或者休息，同時絮言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讓讀者的閱讀心理得到調節，使小說的藝術空間變得更為開闊。另外《受活》裡的絮言還帶有註解的意思，譬如，關於「受活」一詞，原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確，作家很難用中文裡的某一個詞來替代──譬如在中文裡「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樂的意思。

★陈嘉映2007—2018自选文集。 ★《何为良好生活》后新作，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在危机与纷争爆发的时代，哲学如何协助我们反思生活。“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应该如何一起生存。” 本书是陈嘉映先生选编自己于2007—2018年间所作演讲、访谈与评论结集。 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 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 “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From about 1600 to 1800, the Qing empire of China expanded to unprecedented size. Through astute diplomacy,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a series of ambitious military campaigns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Manchu rulers defeated the Zunghar Mongols, and brought all of modern Xinjiang and Mongolia under their control, while gaining dominant influence in Tibet. The China we know is a product of these vast conquests. Peter C. Perdue chronicles this little-known story of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Unlike previous Chinese dynasties, the Qing achieved lasting domination over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Rulers used forcible repression wh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but also aimed to win over subject peoples by peaceful means. They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promoted trade networks, and adapted ceremonies to the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es. Perdue thus illuminates how China came to rule Central Eurasia and how it justifies that control, what holds the Chinese nation together, and how it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d Mongolia developed. He offers valuable comparisons to other colonial empires and discusses the legacy left by China's frontier expansi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day faces unrest on its frontiers from peoples who reject its autocratic rul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launched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its interior that in many ways echoes the old Qing policies. China Marches West is a tour de force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way we understand Central Eurasia.

是內亞的遊牧民族將東亞及中國帶入世界史的舞台？ 是內亞的政治勢力主導中國史的發展歷程？ 馬可波羅和馬戛爾尼能夠見證「元—清內亞帝國」的繁華和世界性嗎？ 還是割裂二者而單獨做出解釋？ 內亞史研究權威「蔡偉傑」，集結數十篇書評 深入日本「東洋史」和美國「新清史」等最新研究 完整呈現世界史觀點下的內亞與中國！ ＊＊＊＊＊ 本書《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集結內亞史研究權威蔡偉傑的數十篇書評，以曾經造訪大元帝國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與出使大清帝國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的中國經驗作為討論切入點，引介多種新近學術觀點──主要為日本的「東洋史」和美國的「新清史」，探討自蒙古時代以來的騎馬遊牧文明如何影響和支配歐亞大陸（包括中國）的歷史，並梳理相關學術脈絡及爭議，呈現世界史視野下內亞與中國的歷史整體性，為讀者提供更加開闊及多元的視野。 ▉世界史上的內亞、遊牧民與絲綢之路 在歷史研究上，「中國」和「西歐」通常被視為是更重要的文化、地理和政治單元。然而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學術對話，越來越多探討及界定「內亞」的地理疆域及文化邊界，及其在世界史上扮演的積極角色；並進一步討論起源自內亞的各種騎馬遊牧民——如古代的斯基泰人、對漢人造成巨大壓力的匈奴人，中古時代的鮮卑和突厥人，近代的蒙古人、滿洲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和政治結構，其中杉山正明的《遊牧民的世界史》可謂是這一塊領域的集大成之作。 而從內亞的角度重新審視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劉欣如認為絲路隨著蒙古時代的結束而衰微消逝；但米華健（James Millward）則認為絲絡並未衰微，至今仍然維持著繁榮的景象。 ▉蒙古時代的先聲與其歷史遺產 第二單元深入日本學者，如杉山正明與岡田英弘的「東洋史」觀點，以及美國學者如梅天穆（Timothy May）與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為代表的「西方」觀點，專門討論自十三世紀以來蒙古帝國的建立、征服及統治的歷史意義，在於促進不同宗教及文化民族之間的融合，塑造現代世界及全球化的起源，並使「世界史」的書寫成為可能，其代表事件如推動東西文化交流的「成吉思大交換」及多方爭議的「馬可波羅造訪中國」。 日本東洋史家岡田英弘認為，蒙古帝國統治歐亞大陸的時代，即是世界史的開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杉山正明更主張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之下，經由「內亞海洋」交流的歐亞世界逐漸趨向一體化，是當代以美國為主的全球化時代的起源。 日本學界認為，應該跳出中國的角度而從內亞看蒙古和大清國的關係，即一二六○年後，蒙古帝國分裂為四個獨立政權，分別是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以及統治中國地區的大元帝國。十四世紀之後，被大明國擊敗並失去中國統治權的大元帝國退回蒙古草原，開始了「北元」時期。一六三五年，後金大汗皇太極征服北元、使蒙古諸部臣服，便將後金國號改為大清。本書作者認為，在此意義上，大清可被視為大元的政治繼承者，並持續將以蒙古為代表的內亞文化引入中國。因此，即便在蒙古帝國崩潰後的後蒙古時代，也就是十七世紀以降，蒙古帝國的歷史遺產仍持續影響著歐亞大陸歷史的發展。 ▉後蒙古時代的明清帝國 第三單元透過日本學者如神田信夫與平野聰的研究，及哈佛大學的新清史權威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滿洲之道》，詳細梳理美國「新清史」學派的觀點，討論大清帝國如何以少數滿人統治廣大漢人的同時，維持「滿洲」身分認同且避免被「漢化」；傳統的中國史解釋認為，滿清成功統治中國的原因是因為它已經漢化，從而走出野蠻，但新清史學者強調了保持滿洲認同和統治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一單元進一步討論清代皇帝如康熙、乾隆的統治策略及清王朝的世界觀，其代表如象徵著統治蒙、回、藏等民族的多元帝國之統治策略的「承德」存在的意義；及滿清對外關係轉捩點的「馬戛爾尼使團」。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引介各種外國新近研究著作，深入其學術討論脈絡，呈現出內亞與遊牧民的起源、傳統、及像蒙古人與滿洲人那樣如何影響世界及中國的歷史；同時介紹相關的爭議，尋求不同觀點之間對話與交流的可能。而最終在世界史的格局和多元視野下，彰顯出內亞傳統的重要性與如何影響中國的歷史。

從《蒙古到大清》之前，必須先看「從契丹到蒙古」； 全球化的開端，來自馬背上的草原文明。 蒙古顛覆世界史，起源於契丹打造的新國家型態； 耶律阿保機開創新時代的野望，更甚忽必烈維繫龐大帝國的挑戰！ 以遊牧民族為主角的蒙古帝國，顛覆了西歐文明本位的全球史。研究草原民族和蒙古史的第一人──杉山正明，解讀十數種語言的史料，並以現場考察的第一手資料，重構遼、西夏、金、元的草原征服者實像。 ◎蒙古打造後無來者、橫跨歐亞的世界帝國， 遊牧民族卻在中國史書上被視為低下的胡夷蠻族。 ‧范揚節度使安祿山自幽州起兵後，這個原本邊境的城市跨越華夷的界線，成為大遼國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國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國的首都「大都」，最後成為我們都熟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 ‧元朝（蒙古帝國）官方撰寫的《遼史》，在許多方面都「點到為止」，並不完整，而其他有關契丹的記述，都是由敵對的北宋一方所撰寫；主導十至十二世紀東亞的大國──遼（契丹），在文化上的成就很可能遠超越同時期的北宋。 ‧蒙古帝國結合中華行政體系、草原軍事力量和穆斯林商業力，打破歐亞大陸的國境，打通海陸雙邊的文化與貿易交流，成為真正的世界帝國，不僅四大發明傳至西方，更將紙幣的使用、銀本位經濟體系、產業型社會、自由通商和資本主義等，也一起「世界化」了。 ◎草原民族在東亞崛起，才是蒙古帝國顛覆世界史的起點。 唐朝初期曾一度有世界帝國的雛形，但很快就演變成依各自軍勢力形成的數個跨種族兵團。這個類似戰國時代的局勢中，擅長弓馬、行動快速並以團隊出擊的馬上軍事集團，便成了主宰歐亞史走向的關鍵，以中華地區來說，趁勢崛起的便是契丹和沙陀。 ◎遼（契丹）開始嘗試的新國家型態，由蒙古帝國實現。 契丹帝國以草原為國家中心，國家成員包含各個種族，以遊牧部族的聯合為基本，結合了畜牧、農耕和都市，是一個統合草原（軍事）與中華（行政）的新國家型態。 然而，契丹最終並未完全統治整個中華，之後，包含西夏和大金，都是以「部族聯合體」和「草原與中華混合」的方式，嘗試打造新國家型態的遊牧民族。特別要提到金（女真），不僅國家規模幅員遼闊，人口數也超過北宋最盛時期。看似從契丹開始的遊牧民族新國家型態，即將在大金國實現。 但金國缺乏整合另外兩個國家的能力（南宋與西夏），只能將這個經驗移交給下一代──蒙古。 ◎想理解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互動與碰撞，關鍵就在「遊牧民族」。 西元八世紀起，從安史之亂到明初，遊牧民族的權力更迭，不僅打破中華框架，更引起歐亞大陸東西兩邊的巨大變動。 （1）安史之亂後，遊牧國家回鶻成為唐朝的「庇護者」，更一度稱霸亞洲東方。但接連的天災導致回鶻迅速瓦解，讓在東方的契丹趁機興起，沙陀族也在華北建立軍事政權，也就是「五代」；在西方，由於回鶻解體，原有的部落成員（突厥）開始往西遷徙，也開啟了鄂圖曼帝國約九百年的「突厥‧伊斯蘭時代」。 （2）西元十世紀前半，日本的平將門舉兵自立為王，他舉幾年前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國、並將之改名為「東丹國」的例子，說明自己「憑藉實力奪權」的合理性。 ◎唐宋與遊牧民族的關係，絕非「君臣」，而是地位平等的友邦。 （1）從中華史觀來看，唐朝國祚近三百年，且初期的確勢力曾一度橫跨歐亞，因此有唐朝是「世界帝國」的錯覺。但從玄宗以後，有各種碑文和國書明白顯示，唐與突厥、回鶻、黠戛斯等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對等，而非君臣。 （2）史書中被描寫為欺人太甚的「澶淵之盟」，事實上是讓北宋和遼國（契丹）相安無事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協定，這種國家與國家間和平共存的模式，也成為後來西夏與北宋，以及後來金、南宋、西夏等國維持和平的方式。 以蒙古帝國為中心，可以發現當時在東亞大陸上的遊牧民族確實地改變了世界的方向。元帝國繼承耶律阿保機結合草原與中華、打造新國家的野望，由多種族、多地區構成的複合型國家，讓整個世界的潮流從內陸走向海洋、從軍事力量改為經濟力量，從生產到流通有無，從宗教邁向理性等等改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神學性的精神思想，轉變為合理的思辨，以及藉由資本主義產生尊重實利的觀念等 若非蒙古帝國將這些文化與制度交流「世界化」的結果，歐洲的發展與變化，是否還會如今日一般？ 本書特色 ‧特別書衣：底色是與原書系相反的黑色調，加上收錄於《契丹國志》中的契丹古地圖，表現隱藏在歷史長河下，至今尚且晦暗不明的真實。 ‧內容完整：本書不僅探究蒙古帝國的起源與成就，更追溯至開始建構草原中華國家型態的契丹、西夏與金，完整了解遊牧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全新重譯：〈中國‧歷史的長河〉繁體中文版，除完整出版講談社原書系的全十二冊外，每一本皆為臺灣譯者全文重新翻譯。 ‧專文導讀：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的專文導讀，讓讀者快速了解本書脈絡方向，並詳列遼、西夏、金和元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延伸閱讀。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

「亞洲」（Asia）即亞細亞，意思是東方；這個詞彙本身就帶著歐洲的視角，當作西方的「鏡像」而被對照與詮釋。證諸歷史，今天習以為常的「中國」和「東亞」概念是相當晚近的產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漸定型，後者則是在近130年來才為人熟知。 我們自以為熟悉的東亞世界，其實充滿了神話與偏見，有待重新發現和認識。宋念申的《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以全球性、連續性的眼光，探討了從16世紀以來東亞變遷、動盪、碰撞、發展、互相塑造的歷史。透過宋念申流暢通俗的書寫方式，可以發現朝鮮半島70多年的南北對抗、中日朝韓之間錯綜複雜的愛恨情仇，其實都是東亞近代化道路上散落的「遺產」。 《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講述的東亞遭遇，有助於撥開現實的迷霧以重建常識，在大歷史的風雲變幻中，穿透現象、看見本質。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世界史的誕生並非海洋，而是在「歐亞大陸」！ 跳脫以西方為主體的思想，以「陸地理論」建構世界史。 成吉思汗創始、顛覆常識的史上空前的帝國 ──「大蒙古國」， 真正打破國家、民族、國界限制，後世歐亞大陸上的帝國都繼承了蒙古血脈！ 蒙古帝國統合歐亞大陸才是世界史的真正開端！ 十三、十四世紀，佔有歐亞大陸大部分區域的超廣域世界帝國──「大蒙古國」，無疑在人類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帝國東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那托利亞高原、東地中海沿岸，各個以成吉思汗為始祖的不同帝室和王族，在各地逐漸形成各種形式的政權。雖然存在的時間長短不同，但整體而言，蒙古身為歐亞大陸共同的統治階層，至少君臨了兩個世紀。 蒙古帝國和其時代總括了在此之前的歐亞歷史，以及整個歐亞非大陸上的營生方式。然而，在蒙古帝國逐漸瓦解之後，從這一階段開始的歷史，我們對於所有「蒙古」所累積、創造出的事物，和對之後留下的各種影響和遺緒還不甚了解。以至於要了解現今歐亞大陸的局勢時，還是採用以西歐為中心創造的世界史架構，而忽略了「陸地」串聯起世界的時間實際上早於海洋。 ■直至二十世紀初期，世界各地仍在「蒙古帝國的陰影」壟罩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消失的帝國，都是在蒙古帝國之中所誕生。 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幾乎一起消失的各個帝國，每一個的起源實際上都與蒙古帝國和其時代有著某種關聯。蒙古人在東歐、中亞、印度、中國都留下了「帝國」，這些帝國直接鑲嵌進了當地的歷史，影響持續至今。 羅曼諾夫王朝的俄羅斯帝國是因為抵抗朮赤兀魯思（欽察汗國）而建立；鄂圖曼帝國的形成與位在伊朗中東地域的旭烈兀兀魯思（伊兒汗國）有關；帖木兒帝國是從中亞的察合台兀魯思中誕生，並於十六世紀南下，進入印度次大陸建立蒙兀兒帝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抵達為止。位在歐亞大陸東方的中國更不用說，在大元兀魯思被消滅後二百五十年，出現了性質上是滿蒙聯合政權的大清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幾年，這些帝國不約而同相繼崩潰，蒙古之後的「帝國史」，在這個時候算了一次總帳。此時才是漫長「近世」的最終結局。 ■不是只有進入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後，才可以完整敘述世界史。 世界史除了「海洋觀點」，「陸地理論」也不可少！ 至今為止對於世界史的敘述，傾向以「海洋觀點」為主軸。事實上，此種「世界史」的形象不僅是以歐洲為本位，更是以西歐為本位的產物。好像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歷史都是分段且地域上破碎，接著則忽然轉變成僅以歐洲為中心、開始透過海洋朝全球擴張。 全球化不是直到十五世紀之後才開始大幅發展，其實在相當於「後蒙古時代」的「大航海時代」時，「海進」和「陸進」幾乎同時發展。除了葡萄牙與西班牙積極前往海外發展，在陸地上，這時也是大蒙古國分解成幾個新型地域帝國的時代。 以西歐中心主義為主的歷史形象，欠缺對於歐亞大陸應有的分析視角。結果變成，世界史的整體架構只要能夠將最終目標落在西歐勢力的擴大和因此帶來的「世界統合」就好，這是在距今約一百年前的歐洲經過體系化的認知所架構。可以說現今我們熟悉的世界史脈絡，正是歐洲最充滿自信的十九世紀末的產物。 ■「蒙古人」是好戰、野蠻，帶來巨大破壞的東方民族嗎？ 摘除東西方傳統史觀中，對於「蒙古人」的刻板印象！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的歷史敘述之中，蒙古人都被塑造成對文明帶來破壞的野蠻形象。十三世紀拔都西征時，打倒了強大的匈牙利王國，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呼籲歐洲團結一致對抗東方蒙古的恐怖威脅。另外，在俄羅斯的傳統歷史敘述中，蒙古人更被寫成侵略羅斯諸國、嗜血好戰的民族。 然而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如此。蒙古人並非強大的暴力集團，蒙古軍團與他們的對手相比，破壞力並沒有特別強大，只是較為團結，不會出現陣前倒戈、互相內鬥的情況。蒙古也從來不做無謀的進攻，總是在蒐集情報、擬定縝密戰略後才會出擊。蒙古作戰不是毫無保留地侵略，而是在盡量降低自身傷亡、有十足把握時才會發動攻擊。 蒙古帝國幾乎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只要有過人之處就會受到重用。蒙古是各種人群共生的「開明帝國」，「蒙古人」也不是依靠血緣來定義，願意成為「伊利」（夥伴）的人群皆是蒙古的一分子。真正不受國境、族群限制的大蒙古國，正是現今立足亞洲、從基礎知識開始重新構築世界史時的關鍵。 ＝＝＝＝＝＝＝＝＝＝＝＝＝＝＝＝＝＝＝＝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至今為止我們從小教育學習的世界史，傾向以「海洋觀點」為主軸。但事實上，此種世界史的形象是以歐洲為本位的產物。彷彿世界史的整體架構只要能夠將最終目標落在西歐勢力的擴大和因此帶來的世界統合就好。忽略了在西方人來之前，歐亞大陸自古便是東西連通的狀態。 本書的啟示是： 台灣對世界史的理解，長久以來被西方史學觀點給左右，對內亞在世界史上的影響還不甚了解。事實上，大蒙古國早在十四世紀便整合了歐亞大陸，成為一個跨越國界、種族、語言限制的世界帝國。而成吉思汗後人在各地鑲嵌入當地歷史，以包容態度接納不同族群、不同宗教，開明多元，值得海島國家台灣從中學習。 ＝＝＝＝＝＝＝＝＝＝＝＝＝＝＝＝＝＝＝＝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0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中国からヴォルガ・ウラル・コーカサスまで広汎な中央ユーラシア地域の研究を、時代・地域別に解説。ソ連解体後、自立をはたした国々の最新の研究成果も満載。参考文献やオンライン情報など基本データを網羅した入門書の決定版。

The Central Asian slave trade swep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ranians, Russians, and others into slavery during the eighteenth–nineteenth centuries. Drawing on eyewitness accounts, autobiographies, and newly-uncovered interviews with slaves, this book offers an unprecedented window into slaves' lives and a penetrating examina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Slavery strained Central Asia's relations with Russia, England, and Iran, and would serve as a major justification for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is region in the 1860s–70s. Challenging the consensus that the Russian Empire abolished slavery with these conquests, Eden uses these documents to reveal that it was the slaves themselves who brought about their own emancipation by fomenting the largest slave uprising in the region's history.

他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 汤因比认为他的著作堪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相媲美 . 伊本·赫勒敦（1332—1406），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总结了阿拉伯诸王朝兴衰的历史，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循环的观点。他的学说为近世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推崇，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评价他 的历史著作:"在聪明才智方面，都可以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相媲美……他精心构思和明确表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任何心灵所曾经构想过的这类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 . 罗伯特•欧文对最伟大的阿拉伯思想家之一进行了全新思考。正如太常被表现出的那样，人们将伊本•赫勒敦从十四世纪中拿了出来，重新放在模子中做成了现代设想中的样子。这本生动又博学的著作把伊本•赫勒敦还原到了正宗的非现代状态，令人着迷。 ——诺艾•玛科姆（Noel Malcolm），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 很少有学者能够像罗伯特•欧文那样对伊本•赫勒敦有如此广泛的涉及和敏锐的洞察。他的这本书是对伊斯兰文明的卓越有远见者的精彩研究。这本书不仅将会成为世界史学生的必读书，而且对所有想要掌握历史的未来的读者也是如此。 ——布鲁斯•劳伦斯（Bruce B. Lawrence），《英语的古兰经：一本传记》的作者 . 罗伯特•欧文利用他几乎无人能及的对马穆鲁克世界的知识，把伊本•赫勒敦放在他的时代大环境中，这样的做法没有别人做过。欧文还精彩地论述了从奥斯曼帝国至今的东方学家、历史学家、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是如何对伊本•赫勒敦加以阐述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这是欧文的学术巅峰之作。 ——弗兰西斯•罗宾森（Francis Robinson），《莫卧儿皇帝》作者 . 给传统上对伊本•赫勒敦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这本重要著作反映出了罗伯特•欧文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古穆斯林世界思想的理解。 ——休•肯尼迪（Hugh Kennedy），《哈里发国家：历史与思想》的作者 . 在罗伯特•欧文的笔下，伊本•赫勒敦终于找到了几乎和他一样多才多艺又学富五车的传记作者和阐释者。 ——埃里克•奥姆斯比（Eric Ormsby），《华尔街日报》 . 一本关于十四世纪的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博学多识者激动人心的新作……欧文带来了一本典范之作。 ——盖文•杰卡布森（Gavin Jacobson），《金融时报》

「清」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從尊重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演化為用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再演化為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製造出「中華的混迷」的帝國又如何被「中華」史觀所吞噬？ 華夷思想的大明．「中外一體」的大清．被「中華主義」支配的中國——包括台灣、琉球、 韓國在內的，充滿矛盾和對立的現代東亞，如何處理乾隆皇帝的巨大遺產？ 東北亞的梟雄、努爾哈赤率領的滿洲人國家，越過長城而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大清之所以能擁有廣大領土，並非因為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者，而是因為獲得藏傳佛教支持，才能治理西藏與蒙古。大清的本質是「內陸亞洲的帝國」而非「中華帝國」。 然而，當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時，帝國面臨到必須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難題。在清末的混亂中，民族國家「中國」的樣貌隨著排滿的思想逐漸浮現，但究竟「中國」該具有怎樣的型態，始終莫衷一是。 在如此「混迷」的狀態中，東亞最大的國家，從「內陸亞洲帝國」演化為「近代東亞帝國」；從多元文化的帝國發展成「中華」社會的近代國家。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緊張關係，皆來自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不完全的轉型過程。

本書是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要專著，曾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ICAS）人文類最佳圖書獎。在這部書中，林孝庭教授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動關係，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後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在作者看來，國民黨政府所謂的「邊疆」議題，並非全然是傳統上所認知的那種對一個中央政權不斷帶來侵擾的「邊患」議題，亦非完全是國民革命意識形態驅使下民族主義式的「族群政治」議題。相反的，一個本質上屬於地方性政權，政令與影響力皆有限，卻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面對近代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與宣傳上的修辭，然而此種政治修辭流佈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遠，對1949年以後上至國家政策，下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對今人理解過去和現在的漢藏關係，有着相當高的價值。